随后，到明代正统天顺年间，在珠江三角洲，发生了规模宏大的黄萧养之乱。（注：关于黄萧养之乱的经过，参阅郭ｆěｉ＠②：《粤大记》，卷三，《事纪类》；黄瑜：《双槐岁抄》，卷七，《黄寇始末》。）这次事件的最直接的影响，是在地方社会进一步确立起王朝的正统性，划清财产占有和社会身份的合法性和正统性的界线。黄萧养之乱发生的地区，大致就是新老三角洲交错的地区，在这个地区，有一部分人在明初被收为军户，编入里甲，同时，也还有相当大的数量的居民没有被编入里甲户籍。初时，这两部分人之间的社会身份的区分似乎还不像后来那样截然分明。在黄萧养的队伍中，除了大量的蛋民和无籍之人外，（注：有关黄萧养之乱与蛋民的关系，参见黄建新：《明清时期的广东蛋民》，《广东教育学院学报》，1986年第二期，第13－14页。黄萧养的队伍中很多人，至少在政府的观感上，是一些无籍之人。《明经世文编》卷22，王翱：《边情事》曰：“黄萧养之徒作耗……招集无籍，酿成凶祸，展转不能禁遏”。）大部分村落的编户也卷入了叛乱之中。（注：《南海烟桥何氏家谱》卷八，《家传谱》云：“正统十四年，时值饥馑，逆贼黄萧养，攻围郡城，流劫乡村，胁民从逆，境内汹汹，莫敢御敌者。”）一时间，“数境之民，风靡应援”（注：咸丰《顺德县志》卷二十三，《列传三》。），无论是政府控制下的编民，还是仍然流移不定的无籍之徒，几乎全部卷进了叛乱的势力中。在军事镇压受挫之后，明朝政府采取了分化瓦解的办法，印发了数万份“公报”，“散布四方，约曰，纵为盗，有此据者，悉免罪，愿入城者听。令既下，民争趋城”。（注：万历《广东通志》，卷十三，《藩省志·名宦》。）这个措施反映出，在当时的珠江三角洲地区，“贼”与“民”的身份区分，取决于他们对王朝统治的认受。在黄萧养之乱平定之后，明朝政府一方面派出军队到各处乡村征讨剿捕黄萧养余部，一方面派出官员到乡村巡查招抚，辨别“良莠”。（注：参见《岭南冼氏宗谱》，卷三之二十，练园房，《兰诸公墓志铭》；《佛山真武祖庙灵应记》（碑藏佛山博物馆）。）以下这条记载的细节真实与否，我们无从考证，但这个家庭的遭遇，的确反映了这一带乡民在当时要面对的处境，《（顺德马齐）陈氏族谱》第一册《遗文·八世东庄公传》载：

    （黄萧养乱后）官兵遂以剿捕为名，屯札羊额海口，有龙山人马君业、林盛等与逢简总甲钟铿沿索各乡，声言每丁索取银若干免剿，否则杀之。乡人大恐，家属奔散。南剑祖在道被掳……时景泰庚午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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