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显然，面对着大兵的剿捕和官员的招抚，乡民们无论是否参与过叛乱，都需要作出一种选择和姿态，用各种方法证明自己是“良民”。最典型的做法，就是如佛山、九江、龙山、大良等乡的一些乡民，他们用了不同的办法把自己的身份与王朝的正统性联系了起来。佛山的“父老”在明朝官员到达的时候，讲述了本乡如何在被明朝隆祀的北帝神庇佑下抵抗黄萧养的故事，结果赢得了地方官员的嘉奖，并为之向朝廷申请敕封旌赏。（注：参见《岭南冼氏宗谱》，卷三之二十，练园房，《兰诸公墓志铭》；《佛山真武祖庙灵应记》（碑藏佛山博物馆），又见道光《佛山忠义乡志》卷二，《祀典》。）九江的乡民则强调他们在黄乱期间“往都督抚院领保安黄旗一面、榜文一道，回乡张挂，约束抚慰”，因得以联合起来抵抗“黄寇”，当官兵来剿捕的时候，其乡亦得以保全。（注：道光《顺德龙江乡志》卷五，《艺文》。）大良的一些乡民更是采取了一个异常重大的行动，由罗忠等九十个“父老”“乡人”上书地方官员，成功地把大良乡作为县城，设立了顺德县。（注：咸丰《顺德县志》，卷二十三，《列传三》。）后来一些乡村也就因此以“忠义”一类名称标榜自己与王朝的关系，在其他一些乡村，虽然没有类似的英勇御敌的故事，但明朝政府在黄乱之后重新整顿和编制里甲户籍，地方秩序也得以重建。许多乡民也通过重新确认自己的户籍身份而成为合法的编户。像下面这种去衙门“找”回自己户籍的做法，在当时大概是重新取得合法性的身份的重要途径。顺德沙ｊｉàｏ＠③乡《楚旺房陈氏族谱》载：

    环翠氏曰：子因先生早失怙恃，不知上代根源。又值正统十四年黄萧养之乱，各人惶走，失于收拾。遂于本年八月十九，会同排年三十余人，在县陈告，取文送布政司，开库揭查洪武至正统（黄册），始知我祖生于大元，至洪武十四年立籍，实年三十岁，田地塘共五十四亩四分，与伯祖德兴两户平对。赖列祖积置增税，并前三顷余亩。后分三户，宣德七年在昆兴户内分析。皆有条款，俾子弟传留，永重宝。弘治六年重阳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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