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群乡民不惮官府衙役的苛索，不惜辛劳，先后跑到县和省两级衙门，找回自己原有的户籍，可见里甲编户的身份，对他们来说是多么的重要。由于黄萧养之乱把原有的里甲户籍系统破坏了，在社会平定以后，明朝政府显然重新整顿和编排过里甲，（注：例如香山县，在嘉靖《香山县志》中，我们看到在黄乱之后，有一些都下的图甲数减少，据《中山榄镇刘氏族谱》中的《刘氏籍贯沿革》一文载：“刘氏自洪武迄景泰，世为大榄都第三图里长。榄原设七图。正统时黄贼萧养作乱，人民凋落，户口减耗，并为三图矣，天顺六年，刘氏自第三图移附于榄一。”由此可知道，图甲数减少，其实是经过重编之后的结果。）一些在这个时候与王朝的正统性拉上关系的人们被编入里甲之中，成为他们保持合法性社会身份的重要资源。
我们之所以要特别阐述明代初年在本地区发生的这一系列事件，是希望说明，在珠江三角洲发育进入一个新阶段的历史时期，就在“新”、“老”三角洲交错的这个地域，国家和地方的关系发生着一些重大的改变。这些改变不但在“老三角洲”地区形成了新的社会秩序，更是直接影响到在新三角洲的开发过程形成的种种社会和经济关系的基本格局和特质。从明代初年的豪强归附、收集军兵、编制里甲，到黄萧养之乱以后，地方势力由被动到主动地去接受和利用种种国家的象征，把地方社会和国家象征更紧密地联系起来，进一步划清了正统性的界线。获得“正统性”身份的地方势力，后来又在乡村中逐渐建立起一种更具有士大夫文化象征的地方制度——宗族。（注：参见 David Faure, The Lineage as a Cultural Invention: The Case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Modern China 15, no. 1, 1989. ）凭借着宗族这一独特的文化手段，（注：其实同时也还有宗教的象征，例如佛山祖庙等的象征意义也是相当重要的。这里暂时略而不论。）他们在明初获得的正统性的符号，如里甲户籍、“忠义”等等，得以世代延续下去，成为巩固其地位，控制地方社会的资源。例如，当初联名上书设置顺德县的九十人，后来就成了大良九图的户口，（注：《顺德北门罗氏族谱》，卷十九，《祀典谱》：“城内笃弼堂，即崇报祠，祠九图列祖也。前明景泰时，黄寇伏诛，我十世伯祖沧洲公上书揭侍郎，析南海新会三都为县治，捐地建城，赐名顺德。沧洲公复与列祖暨各姓同开九图，隶籍输将。”）之后几百年间，一直是当地最有势力的家族。（注：乾隆《顺德县志》，卷十五，《艺文》，楼俨：《重修崇报祠记》。）在佛山领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