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故商农之势常若权衡”（注：《张文忠全集·文集·赠水部周汉浦榷竣还朝序》。）的思想，以及他支持顾九思等关于撤回苏松织造内臣的建议，减轻江南机户负担等举动，无疑是当时社会商品经济发展潮流的产物。吏部尚书张瀚的祖上，是江南靠纺织起家的大户，他很懂得“良贾近市利数倍，次倍之，最下无能者逐什一之利。其株守乡土而不知贸迁有无，长贫贱者，则无所比数”的道理。对业商工作之人观念的改变，正是中明之后商品经济发达，社会经济结构与社会阶级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反映。昆山归有光说：“古者四民异业，至于后世而士与农商常相混。”（注：《震川先生集·白庵程翁八十寿辰》，卷15。）说明传统的“四民”观念在现实社会中已经模糊了，士大夫不言谋利的精神堤坊溃决了。“文士无不重财”，连典当业这样一向被文人轻视的行业，“今士大夫家亦无不如此”。（注：李诩《戒庵老人漫笔》卷4；谢国祯《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中册，《言鲭》。）明人对子孙的庭训，也把“农、工、商、贾之间，务执一业”，作为男子“治生”的必要手段。（注：《课子随笔》卷2，转引刘志琴《商人资本与晚明社会》。）正因为此种社会现实的存在，才形成了如朱国桢在《涌幢小品》中提到的“农商为国根本，民之命脉”，以及胡敬斋在《居业录》中所提到的“天下衣食出于农工商，不过相资而已”的思想。这种发展趋势，使重本抑末的积极拥护者如何良俊那样的名宿亦兴叹无奈，即便是道学家的脑子，也不得不开始转过弯来。《传习录拾遗》载说，王阳明就认为，“虽治生亦是讲学中事，但不可以为首务，徒启营利之心。”然而“果能于此处调停得心体无累，虽终日作买卖，不害其为圣、为贤，何妨于学？”高级官员与著名学者文人的态度变化，可以看出当局对抑末政策的松弛和社会舆论的转向，同时表明了工商业者市民阶层社会地位的提高。
马克思说：“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17页。）时人把他们观察感受到的东西，根据自己的知识、经验、理论，自身的社会关系、利益所在及社会责任，进行了多种样式的思考，不断地在更新着自己的观念，生成与社会比较适应的观念群。今之世风侈靡极矣，雕文刻镂，刺＠(13)组锦，工作*巧，世皆舍本而趋末。一股功利思潮的潜流又升腾而起，“世之人有不求富贵利达者乎？有衣食已足不愿赢余者乎？……有天性孝友不私妻孥者乎？有见钱不吝、见色不迷者乎？有一于此，是以称善士矣。我未见之也。”（注：谢肇＠(14)《五杂俎·事部》。）何良俊说，中了进士的，对过去谈文论道的朋友已失去兴趣，“日逐奔走于门下者，皆言利之徒”。（注：何良俊《四友斋丛说摘抄·正俗》。）凌＠(15)ｍéｎｇ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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