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之瓷，严之漆，衢之桔，温之漆器，金之酒，皆以地得名。”（注：王士性《广志绎》卷4。）顾公燮说：“即以吾苏而论，洋货、皮货、绸缎、衣饰、金玉、珠宝、参药诸铺，戏园、游船、酒肆、茶店，如山如林。”（注：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上。）南京留都，为“五方辐辏、万国灌输”和“南北商贾争赴”的繁荣城市，初步统计已有缎子、酒坊、磨坊、香蜡、医药、米豆等95个行业。（注：正德《江宁县志·铺行》上。）《雪堂随笔》记其侵官道以为肆的现象云：“繇礼部西出三山门，所经皆通衢，可容九轨。后以民之居肆者，增置篷搭，以便贸易。部因其输税，听之，不为限制。于是，层垒构架，曩之通衢，化为夹巷，不可方轨。”而原有的专业性坊巷，“织锦坊、颜料坊、毡匠坊等皆空名，无复有居肆与贸易者矣。”（注：顾起元《客座赘语·市井》，卷1。）反映了城市工商业发展已冲破“各有肆区”的旧制，以满足人们生产和生活的需要为前提的日趋合理的布局。五光十色的城市生活，吸引着众多的人口，居民“百物皆仰给于贸居”。至明末，扬州的人口就增长到80多万，“四民自士、农、工、贾而外，惟牙侩最多。……扬州、瓜、仪经纪不下万数。”（注：万历《扬州府志·习俗》卷2。）
星散在江南水乡与城市间的市镇，少则数里，多则一二十里，交通非常便利，形成了商品经济交流的网络体系，不仅对于本地域的社会经济具有重大意义，而且亦对本地与外地的经济沟通，具有相当的作用。本地的丝棉纺织品“衣被天下”，各地的“富商大贾，数千里辇万金而来，摩肩连袂”，“挟重资而来市”。他们出手“白银动以数万计，多或数十万两，少亦以万计。”（注：康熙《吴县志·物产》，卷17；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卷中。）这种交易盛况即是江南社会商品经济发达繁荣的表征。
（四）
江南社会经济发生的巨大变化，不但影响到全国的经济形势，而且成为张居正奋起改革、实行一条鞭法的基础。元辅张居正以他特有的权威，“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以“赋以时输，国藏日益充”为目标进行的改革，对万历*形势产生深远的影响。而他那“省征发，以厚农而资商；轻关市，以厚商而利农”；“商不得通有无以利农，则农病；农不得力本穑以资商，则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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