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治阶级对工商利益的追求，对商品经济的发展有着导向的效应并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于是，“富者缩资而趋末”，一般平民“苦田少，不得耕耨而食，并商游江南北，以通齐、鲁、燕、豫，随处设肆，博铢于四方”，或“执技艺，或贩负就食他郡。”（注：《明世宗实录·嘉靖四十四年四月丙戌》，卷545；顾炎武《天下郡国刊病书》卷8，卷19。）苏松嘉湖一带“家杼轴而户纂”，“纺织不止村落，虽城中亦然”，“比屋皆工织作”。（注：张瀚《松窗梦语》卷4；正德《松江府志·风俗》；嘉靖《吴邑志·物产上》。）江南社会的发展，出现了比其他区域较为先进的历史现象和人文景观。

    江南农村社会那种田园牧歌般的“安居乐业”被搅乱了。《万历实录》（卷176）云，“天下财赋，东南居其半，而嘉湖杭苏常镇六府者，又居东南之六分，他舟车诸费又六倍之，是东南固天下财赋之源也。乃自顷岁以来，逋赋日积，而小民之嗷嗷者，十室九空。”张居正说：“一切重役，愁苦贫民，而吴中尤甚。”赋役的沉重，人丁的滋殖，田土的不增加，矛盾十分突出。浙人徐渭分析说：“今按于籍口六万二千有奇，不丁籍者奚啻三倍之。而一邑之田仅四十余万亩，富人往往累千至百，十等其类而分之，止须数千家，而尽有四十余万之田矣。”（注：徐渭《徐文长集》卷18。）江南地区的固有秩序已彻底碎裂。徐阶“在政府久，富于分宜（严嵩），有田二十四万。”董份“富冠三吴，田连苏湖诸邑，殆千百顷”。董其昌有“膏腴万顷，输税不过三分”。（注：伍袁萃《漫录评正》，范守已《曲洧新闻》，佚名《民抄董宦事辑》。）豪强大量的占田，对在籍小农来说更是雪上加霜。自耕农在兼并困苦之下纷纷破产。松江何良俊对此有一个估计，他说：“余谓正德以前，百姓十一在官，十九在田……故家家丰足，人乐于为农。自四五十年来，赋税日增，徭役日重，民命不堪，遂皆迁业。”大体情形是，“昔日乡官家人，亦不甚多，今去农而为乡官家人者，已十倍于前矣。昔日官府之人有限，今去农而蚕食于官府者，五倍于前矣。昔日逐末之人尚少，今去农而改业为工商者，三倍于前矣。昔日原无游手之人，今去农而游手趁食者，又十之二三矣。”总之，“大抵以十分百姓言之，已六七分去农。”（注：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13。）明人对江南人口布局有“闽广、淮扬其适中者也，而最稀者湖广，最密者江浙”（注：于慎行《谷山笔尘》卷20。）的估计。《万历实录》也说：“吴民生齿最繁，恒产绝少”。（注：《万历实录·神宗万历二十九年七月丙申》，卷361。）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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