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县志》。）的社会面貌，在江南已经完全改变。王道隆《菰城文献》记云：今则“拥资则富屋宅，买爵则胜舆服，钲鼓鸣笳用为常乐，盖有僭＠⑤ｙú之风焉。”（注：《菰城文献》，转引自《湖洲府志·舆地略·风俗》，卷29。）吴江地区“庶人之妻多用命服，富民之室亦缀兽头”。松江地区“虽奴隶快甲之家，（家具）皆用细器”。“纨绔豪奢，又以椐木不足贵，凡床厨几棹皆用花梨瘿木、乌木，相思木与黄杨木，极其贵巧，动费万钱”。江阴地区亦如是：“富者之居，僭侔公室，丽裙丰膳，日以过求。”（注：嘉靖《江阴县志·风俗记》，卷4；乾隆《震泽县志·崇尚》，卷25；范濂《云间据目抄·记风俗》，卷2。）松江地区“素称奢*”，“豪门贵室，导奢导*，博带儒冠，长奸长傲，日有奇闻叠出，岁多新事百端，”“黠傲之俗，已无还淳朴之机。”（注：范濂《云间据目抄》卷2。）江南社会的这种变化，撞入知识分子们的视野，必然使他们在心灵深处产生一种传统与现实的冲突和交融，并对此作出自己的反应。
（二）
万历年间担任过国子监祭酒的会稽人陶望龄，他对时局的认识是：“方今之势，如漏舟泛江海，犹幸无事，濡衣褐，解幞被，叫呼狂顾，塞此溃彼。假令风济彼解，犹幸无事，万分有不幸，冲飙狂涛，又震击之，虽有童昏之人，犹知其难也。”（注：陶望龄《歇庵集·因旱修省陈官时政疏》。）其时，阶级矛盾的对立，民族矛盾之尖锐，商品货币经济发展，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与传统的封建小农经济的冲突，官方哲学即宋明理学的腐朽性与新兴讲求实学思潮的冲突，已相互交织成一种危机重重的社会现实。显然，陶望龄所言并不是其个人的耸人听闻之词。
大约半个世纪之后，苏州文学家冯梦龙在他的《甲申纪事·自序》中也说了这样一段话：“方今时势，如御漏舟行江湖中，风波正急，舵师楫手，兢兢业业，协心共济，犹冀免溺。稍泄玩，必无幸矣，况可袖手而间诟谇乎！庙堂隐忧，无大于此。”形势还向恶性发展，且更加严重。因此，明朝后期的时贤学者都喜用“天崩地解”来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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