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文长认为，“人口与业相停而养始不病”。当今一邑之田都被少数豪强霸据的情况下，“合计依田而食，与依他业别产而食者，仅可令十万人不饥耳。此外则不沾寸土者尚十余万人也”，即使把土地均分，也解决不了这个矛盾。（注：徐渭《徐文长集》卷18。）当北方流民潮不断高涨，多时要占到全国在籍人口10%，某些地区的非农业人口甚至达到60—70%的时候，江南地区的失本业者基本上为社会接纳、消化。周忱说：“苏松之逃民，其始也皆因艰窘，不得已而逋逃，及其后也，见流寓者之胜于土著，故相煽成风，接踵而去，不复再怀乡土，……天下之民出其乡，则无所容其身，苏松之民出其乡，则足以售其巧。”（注：周忱《与行在户部诸公书》。）指出了江南人民不得不在发展工商业经济的情况下求生存的社会特点。吴人顾公燮认为，“治国之道，第一要务在安顿穷人”。他指出：“有千万人之奢华，即有千万人之生理。若欲变千万人之奢华而返于淳，必将使千万人之生理亦几于绝。此天地间损益流通，不可转移之局也。”（注：顾公燮《清夏闲记摘抄》上。）

    玉士性在《广志绎》中说：“江浙闽三处，人稠地狭，总之不足以当中原之一者。故身不有技，则口不糊；足不出外，则技不售，惟江右尤甚。”这是他们所谓“乐于转徙”、“轻其乡”的根本原因。一些人在那些从官工匠中分化出来的民间业主、工头或领班人的招诱带领下，进入手工业作坊，“或开张铺店”。以后行会制度发展，又靠乡里乡亲关系拉扯进入行业。“徽之小木匠争列肆于郡治中”，“宜兴业履者率以五六人为群，列肆郡中几百余家”，于是，松江府的细木器店、鞋店、黄草蒲鞋铺开出来了。“用尤墩布为单暑袜，极轻美，远方争来购之。故郡治西郊广开暑袜店百余家，合郡男妇皆以做袜为生。”湖州的包头绢业，凡“机杼之家，相沿比（此）业，巧变百出”。苏州“大户张机为生，小户趁织为活。每晨起，小户百数人嗷嗷相聚去庙口，听大户呼织，日取分金为饔餮计，……两者相资为生久矣。”《万历实录》云：“染坊罢而染工散者数千人，机房罢而织工散者又数千人。此皆自食其力之良民也。”（注：《神宗实录·万历三十九年七月丁未》，卷361。）诚如张瀚《松窗梦语》所言：“今天下财货聚于京师，而半产于东南，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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