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王朝定鼎以后，南京作都53年。其间，洪武皇帝曾以元氏阍弱，威福下移，近世风俗相承，流于僭侈，至闾里之民服食居处，与公卿无异为由，对江南进行打击，强制迁徙富民14万户于凤阳。以后，又二次徙19600余户富豪于南京。永乐皇帝为兴新都之繁盛，又进行了一次将南京周围的苏州等10府、浙江等9省巨姓富民强行北狩，以实北京的大行动。因此，长洲梦苏道人王＠①ｑí如是说：“吴中素号繁华，自张氏之据，天兵所临，虽不被屠戮，人民迁徙三都、戌远方者相继，至营籍亦隶教坊，邑里潇然，生计鲜薄，过者增感。”这个以躬耕自约的荻乡处士，还颇具一番“隐抱显略，野怀朝忧”的心肠，平生有所见闻即笔之，没有什么忌讳。江南社会之演进，他很有感触。他的《寓圃杂记》，其中对苏州的盛衰记之颇详。他说，正统、天顺间，他进过苏州城，所见情景尚“稍复其旧，然犹未盛”。这是自明立国80多年的大体情形。在成化年间，基本上每隔三四年他要去一趟城里，“则见其迥若异境”，情况已改变了许多。至弘治时，苏州的社会面貌更是日新月异，“愈益繁盛”。但见那：“闾＠②ｙáｎ辐辏，万瓦＠③ｚｈòｕ鳞，城隅濠股，亭馆布列，略无隙地。舆马从盖，壶觞＠④ｌéｉ盒，交驰于通衢。水巷中光彩耀目，游山之舫，载妓之舟，鱼贯于绿波朱阁之间，丝竹讴舞，与市声相杂。”市面上“凡上供锦绮、文具、花果、珍羞奇异之物，岁有所增。若刻丝累漆之属，自浙宋以来，其艺久废，今皆精妙。”真是“人性益巧而物产益多”，“至于人材辈出，尤为冠绝。”（注：王＠①ｑí《寓圃杂记·吴中近年之盛》，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2页。）
明代江南社会发展的明显变化，主要是在嘉靖、隆庆、万历三朝，为明人奉为“圣明极盛之世”的那个阶段。顾炎武《歙县风土论》（注：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9册《凤宁徽》第76页。）对明代变化状况作了这样的议论：自明初至弘治以前，犹如一年之中的冬至以后到春分之前，由于国家实施劝农政策，所以“家给人足，居则有室，佃则有田，薪则有山，艺则有圃”，农耕社会秩序处于相对稳定阶段，“催科不扰，盗贼不生，婚媾依时，闾阎安堵。妇人纺织，男子桑蓬，臧获服劳，比邻敦睦”。“诈伪未萌，讦争未起，纷华未染，靡汰未臻”。一派静谧的田园风光景象。此为农村小农经济发展的上升时期，至弘治而盛极。正德末、嘉靖初，犹如春分以后夏至之前，是时农村中的小农经济状况已逐渐起了变化，人口滋殖，土地易主，田少人众。“出贾既多，土田不重，操资交捷，起落不常”。嘉靖末、隆庆间，犹如夏至以后、秋分之前，社会上“末富居多，本富尽少，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起者独雄，落者辟易，资爰有属，产自无恒。贸易纷纭，诛求刻核，奸豪变乱，巨滑侵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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