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种牡丹，以花时有事蚕桑，亲朋不相往来，无暇及此也。严州及于潜等县，民多种桐、漆、桑、桕、麻、＠(11)ｎíｎｇ。绍兴多种桑、茶、＠(11)ｎíｎｇ。台州地多种桑、桕。其俗勤俭又皆愈于杭矣。苏人隙地多榆、柳、槐、樗、楝、谷等木，浙江诸郡，惟山中有之，余地绝无。苏之洞庭山，人以种桔为业，亦不留恶木，此可以观民俗矣。”朱国祯《涌幢小品》言：“湖之畜蚕者多自栽桑，不则豫租别姓之桑”，故“新丝妙天下”。棉花种植与棉纺织业是明代开始发展的新产业，叶梦珠《阅世编》说：“吾邑地产木棉，行于浙西诸郡，纺织成布，衣被天下。至清代中叶，犹“遍地皆是，农家赖其利与稻麦等”。（注：褚华《木棉谱》。）林则徐估计植棉要占农业经营的70—80%，从事纺织业的人数，也占到总人口的60%左右。黄＠(12)《锡金识小录》云：“常郡五邑，惟吾邑不种草棉，而棉布之利，独盛于吾邑，为他邑所莫及。”因此，松江的棉织业中心，苏杭的丝织业中心的产生，无锡“布码头”的声誉，皆由此而起。
江南农村中，有着地主和小农两种经济成份，与此相适应，存在着地主和农民两个阶级。江南地区的社会特点，导致了农业中封建生产关系的比较松弛，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发生，创造了较为有利的条件。商业性农业的发展，使一部分地主和富裕农民逐步走上经营地主的道路，使用雇工劳动力必然对农村生产关系的变革，产生重大影响。张履祥《补农书》中说：“今人骄惰成风，非酒食不能劝，比百年前大不同矣。”雇工的“骄惰”并且“成风”，说明其人数众多力量的增大，也说明雇主的普遍，雇工游离性和选择程度的加强。总之，他们的社会地位比过去有了很大的提高。
雇佣劳动者不仅受雇于农村，而且还大批向城镇溢散，与城镇雇佣劳动者一起，成为手工业和商业服务行业的雇佣劳动力及其后备军。
多种因素的相互作用，促使江南地区都市化运动的蓬勃兴起。原有城市的城区不断扩张，街坊延伸，商业网点拓展，座商数量剧增，大小铺店连门；新兴集市平地张幕，画界成巷；有些集市点逐步发育固定摊位、店铺，百业开发，居民日众，“成都成邑”。如黎里镇，已发展“居民千百家，百货并集，无异城市”的江南巨镇，入清后“居民更二三倍”；还在继续发展之中。“杭州省会，百货所聚。其余各郡邑所出，则湖之丝，嘉之绢，绍之茶之酒，宁之海错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