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在《日知录·守令》中提出了“以天下之权，寄天下之人”的主张。王夫之在《读通鉴论·叙论一》中则指出：“天下非一家之私”，所以处理天下之事必须要“循天下之公”。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置相》中指责说：“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甚至说出君主是“天下之大害”（注：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的话来。“国”与“天下”两种概念的树立，引伸到“亡国”不等于“亡天下”，将天下的兴亡，维系于每个匹夫，使之对社会有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从而把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在明清交替的特殊历史阶段有机地结合起来。李贽在《答耿中丞书》中对几千年来“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作了否定，宋应星以其实际行动对读书人的科举独木桥进行了无情鞭挞。戴震说：“凡是为皆有于欲，无欲则无为矣。有欲而后有为，有为而归于至当不可易之谓理，无欲无为，又焉得理？”（注：戴震《孟子字义疏证》。）批判了理学家否定人的正常感情和欲望，空谈天理的荒谬，并认为与“酷吏以法*”一样，“后儒以理*”，（注：李贽《续焚书·三教归儒说》。）都是统治者祸国殃民的工具。李贽则说他们是“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注：《戴东原集·与某书》。）所以他从小就“见道学先生则尤恶。”

    李贽的童心说，黄宗羲、顾炎武的诗论，袁宏道的文论，冯梦龙对世俗人情的小说演绎，汤显祖对梦幻世界的精神寄托等等，都是用他们丰富多彩的情感和睿智卓识，对道学家乏昧枯涩的载道文字作对抗。而如徐霞客的《游记》，乃是他“升降于危崖绝壑，搜探于蛇龙窟宅，亘古人未到之区，不惜捐躯命，多方竭虑以赴之，期于必造其域，必穷其奥而后止”的结晶。李时珍那“如入金谷之园”的《本草纲目》，则是他用27年之功力，“搜罗百氏，访采四方”的百科全书。宋应星在“五上公车不第”之后，从青春作赋、皓首穷经的生涯中解脱出来，写出了“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的“中国技术的百科全书”（日本薮内清教授语）——《天工开物》（注：《徐霞客游记》第1261页；王世贞《本草纲目序》；宋应星《天工开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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