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上述方氏迁徙的原因，可以看到歙淳方氏１２派（康熙九年１２派订立轮祀柳亭山真应庙合同，比之洪武四年１０派宗支合同增加２派）中有６派是因社会动乱而迁入徽州的，占总数的二分之一，其中大多数是在唐末、五代。另有４派则是因人地矛盾而迁徙的，其中有３派是由瀹坑分支派生的。其时间则主要是南宋。此外，还有苏村、环岩２派始迁原因不明。以商业和宦游迁徙者均未直接构成大派，但１６世纪后，因商业迁徙者在远地构成新的门、房支系则甚多。

从汉末方ｈóｎｇ＠②始居江南歙东乡，到唐末、五代向徽州山区的迁徙以及南宋时在徽州境内的进一步分支移徙，与中国古代北方士民三次大规模南迁大致同步。三次南迁是传统中国社会变迁的重要表象，同时对江南的开发起着积极的作用。淳熙《新安志》卷一《风俗》云：“其《新安》人自昔特多以材力保捍乡土为称，其后浸有文士，黄巢之乱，中原衣冠避地保于此，后或去或留，俗益向文雅，宋兴则名臣辈出。”方氏等“中原衣冠”不仅使徽州经济得到开发，而且也使其成为文化繁兴之区，以致有“朱之厥里”、“东南邹鲁”之称。汉唐五代中原各大姓向徽州的移民是以宗族群体的形式进行的，而徽州山区也以它的怀抱使宗族制度得以长久保存，从而形成独特的徽州地域文化景观。

二

方氏以动态的迁徙来应对社会的动乱。当着方氏在新的生存空间定居下来时，便迅速地复制宗族组织，以“静”制“静”，恢复相对静态的农业社会生活。说相对静态是因为随人口的自然增殖，宗族还会有新的迁徙活动，各大派继续分支，不断地向人口更为稀少的地区拓展。方氏在迁徙的过程中，保持着清晰的统系，有严格的世代区分。方氏１２派均出方储之后，其中方储次子觌之后有灵山、环岩２派；季子洪之后则以２９世干、羽兄弟分支。干之后有方村、瀹坑、瀹潭、潜口、沙溪、苏ｐáｎ＠⑤、ｐáｎ＠⑤苏、佘坡、柘源９派；羽之后则有联临派。１２派有着共同的始祖崇拜，有着固定的祭祖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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