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继续进行。这些小恩小惠，族人之外的佃仆是得不到的。但歧视、迫害佃仆现象，在徽州很普遍。嘉靖《徽州府志·风俗》称：“其主仆名分尤严肃而分别之。臧获辈即盛赀富厚，终不得齿于宗族乡里。”宗族与佃仆之间的对立状态，掩盖着宗族内部贫富分化、阶级对立的事实。所以在徽州我们可以看到佃仆的反抗斗争，却少见农民起义。瀹坑派５５世方时翔的传记中有这样的记载：“明季无主荒馑，后不逞者乡纷起，群仆而叛，族哄而攘，君首创富室醵金饷贫，联络拳勇，名以御外侮而实杜内衅”；“本朝（清）既定鼎，山寇犹在在窃发，乡之悍仆杨继云恃勇为乱，肆害本乡，屡捕不得，一日忽至众怖甚。君乃帅乡之有力者密谋之，先藏器械诱之至，突起击之仆地，村众继至共杀之，余党皆骇散。巨害既歼，乡遂宁静。”［②e］方时翔是个“往来大江南北间，转移贸易，以时伸缩之”的客商，后归乡置产，成为族中大地主。在对待“族哄而攘”上，时翔“首创富室，醵金饷贫”；在对待“仆群而叛”，方氏则毫不手软“共杀之”。谱牒志乘中常见“族居数千人，相亲相爱，尚如一家”［③d］的记载，这并非全属虚饰溢美之词。由于土地与人口的矛盾及南宋赋役的繁重，这个自３４世承威迁瀹坑起，直至第４０世的７世同居家庭才析居。第４１世子华、贞献分别迁瀹潭、潜口。迨至明清，这类百口同居、同爨的大家庭已不多见，但在新的小家庭大宗族［①f］的格局下，佃仆阶层仍是转移、减缓宗族内部矛盾冲突的特有机制。作为一个生存系统，徽州宗族具有自我调节的功能，富有张力。
方氏族人对宗族的归属感是建立在尊祖敬宗的基础上的。上述在祖宗面前不分贫富人人平等的观念便是由此派生的，其理论根源便是儒家学说的核心－－孝。方氏《成性祠宗谱叙》（１６４４年）云：“子与子言孝，父与父言慈，兄与兄言友，弟与弟言恭，推之与事君者言忠，与交友者言信，皆孝也。”孝派生忠，忠也是孝，“百行孝为先”。由此而推导的结果是，当孝与忠发生冲突时，作出孝优于忠的选择也是合于儒家伦理的最高原则，也是理所当然的。《方氏会宗统谱》卷一九《太学广居方先生墓志铭》记载，方启大以“祖父母在不敢以身从”为由，拒绝参加抗清斗争，不但未遭到人们非议，反而被作为孝的典范受到环岩方氏的推重，其墓志铭也上了方氏会宗统谱。儒家学说本是以家庭伦理为基础构筑起来的，所以孝被推崇到至尊至高的地位。这套理论对维持农业时代农村宗族、家庭的稳定十分有利。只要能保持家的利益不受损害，在孝的理念下，完全可以心平气和地接受改朝换代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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