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及其结局，引起清朝统治结构的变化。自从1861年的北京政变以来，慈禧太后一直操纵着清王朝的统治大权。光绪帝自1889年亲政后，试图从慈禧手中争回统治权。因此，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出现了帝、后党之争。中日甲午战争中帝党主战与后党主和之争，是他们之间的第一次公开较量。战争失败的结局使帝党力量受挫，但仍有同后党抗争的能力。戊戌变法运动中，帝党支持维新派，后党则拼命阻挠变法，结果是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将帝党打入冷宫。戊戌变法的失败，表明封建顽固派在清朝统治集团中已占据压倒的优势。义和团运动的蔚起，更使这些顽固派感到有机可乘，他们图谋利用义和团的爱国御侮热情，以实现巩固自身地位和盲目排外的目的。

　　1899年底，当义和团运动还处于发展阶段时，清朝统治集团内部正进行着一场争权夺利的争斗，慈禧太后等试图谋害或废掉光绪帝，但因各国驻华公使的抵制而未能实现。从而慈禧对外国公使“怀怒积恨”，认为“非借兵力慑使臣，固难得志也”（资料丛刊：《义和团》第1册，第47页。）。于是，他们逐步对义和团采取了招抚政策。刚毅被慈禧派往义和团活跃的涿州察看情况，他不仅支持义和团的活动，而且诱骗义和团道：“异日朝廷征服东西洋，必用汝为先驱”（资料丛刊：《义和团》第2册，第485页。）。在刚毅、载漪等人的鼓动下，慈禧于1900年6月初默许义和团进入北京。6月18日，清廷就“筹议和战”问题召开了第三次御前会议，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就是否攻打使馆问题展开了争论。据《庚子国变记》记载：会上“载漪请攻使馆，太后许之。联元顿首亟言曰：‘不可，倘使臣不保，洋兵他日入城，鸡犬皆尽矣！’”（胡滨译：《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第41、42页。）帝党官员许景澄、袁昶等人，也反对招抚义和团与攻打使馆。许景澄说：“中国与外洋交数十年矣，民教相仇之事，无岁无之，然不过赔偿而止。惟攻杀使臣，中外皆无成案”。袁昶言：“衅不可开，纵容乱民，祸至不可收拾，他日内讧外患，相随而至，国何以堪？”（资料丛刊：《义和团》第1册，第13页。）袁昶、许景澄上书清廷，指出“为今之计，惟有先清城内之匪，以抚定民心，慰安洋情，可阻其续调之兵，必中国自剿，乃可免洋兵助剿，情势显然。”（资料丛刊：《义和团》第4册，第161、198页。）这些主张得到光绪帝的支持。但顽固派攻打使馆的建议已得到慈禧太后的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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