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东南互保的评价，史学界看法不一。笔者认为，东南互保适应了列强保护其既得的侵略权益的需要，是消极的。然而，东南互保的出现，也表明清王朝大一统的统治出现了危机，导致了清朝统治秩序的变化。实际上东南督抚与慈禧太后在对待列强问题上不过是小巫见大巫。慈禧的宣战表面上是要“一决雌雄”，而在实际上于宣战后的几天之内就多次表示“朝廷慎重邦交，从不肯轻于挑衅”，“现仍严饬带兵官照前保护使馆，惟力是视，此种乱民，设法相机自行惩办”。（《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75、392、186及203页。）无怪乎刘坤一在1901年2月14日见到清廷发布的“固邦交，保疆土”，“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上谕后，“不禁拍案叫绝”，他致书盛宣怀说：“西狩以来，惟此次纶音最为得体。……不仅外人之责我围攻使馆系奉内谕等语可以消弥，即持异议者，以东南保护之约为不遵朝命，甚至指为海外逆臣，亦无所施其毒螫矣。”

　　第3，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反清义举。1900年，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趁义和团运动在北方发展之机，积极准备在广东发动反清的武装起义。孙中山认为：“今日事机已发，福祸之间不容发，万无可犹豫，且清廷和战之术俱穷，四百兆之人，有坐待瓜分之势，是可忍，孰不可忍，是以毅然命众发之”（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36页。）。于是，孙中山派兴中会的骨干郑士良联络会党在广东惠州发动起义，以实现“挽回大局，再造中华”的目的。惠州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与义和团运动南北对映，从不同的角度表现出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前进潮流。义和团在中国北部的斗争促成了惠州起义的爆发；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反清义举又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促进了人们的觉醒。孙中山指出：“惟庚子失败之后，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惜，恨其事之不成矣”。“吾人睹此情形，心中快慰不可言状，知国人之迷梦已有渐醒之兆。”（《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74页。）通过义和团运动，清政府的反动面目暴露无遗，这使人们愈益认识到不打倒清政府这个帝国主义的“奴隶总管”是不行的。十年之后，清王朝终被辛亥革命的风暴打翻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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