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限制商人的发展，商人在社会上没有地位。从汉初开始国家就禁止商人衣丝乘车、为吏作官，明令市井子孙不得为官吏，这种政策一直沿续了一千五六百年。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有诏：“‘土庶之间，车服之制，至于丧葬，各有等差，近年以来颇成逾僭，宜令翰林学士承旨，李ｆǎｎｇ＠①详定以闻。’ｆǎｎｇ＠①奏：‘今后富商大贾乘马，漆素鞍者勿禁。……工商庶人家乘檐子，或用四人、八人，请禁断；听乘车、篼子，舁不得过二人。’”［①］明初洪武三年规定庶人服饰“不得僭用金绣锦绮ｚｈù＠②丝绫罗，止许绸绢素纱。……十四年令农衣绸纱绢布，商贾止衣绢布。农家有一人为商贾者，亦不得衣绸纱。……正德元年禁商贩仆役倡优下贱不许服用貂裘。”［②］这种歧视商人的做法随处可以看到。然而国家的统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特别是农业和手工业的大发展，给商业繁荣创造了条件，商人积极寻找机会，力求改变社会对他们的不公正待遇，他们不断向官府渗透，俟机发展势力。汉朝时就有富商大贾“周流天下”，甚至“富埒天子”，“交通王侯”［③］的记载，到东汉王朝建立以后，一批新贵族与官僚、地主、豪商相结合，形成一个新的豪强地主集团。西晋时，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封建官僚做官的同时也在大肆敛财。唐代的则天女皇出生于一个木材商人之家，其父早年经营木材生意，以财力支持李唐起兵，后迁工部尚书、荆州都督，封应国公。”［④］就是这样，武则天在她后来的*生涯中也常因出身低微而受辱。重儒轻商重农轻商的时代，使许多商人感到压抑和不满。随着明代商品经济的空前大发展，国家对商人的限制渐渐放松了，特别是明中叶以后，商业资本非常活跃，商人的贸易活动已不单纯为满足王公贵戚、官僚地主奢侈生活的需要，而是更多地贩卖手工业原料、粮食和一般的生活用品，商人的活动范围和频率扩大增多，一些有了相当经济实力的商人运用积累的资本运动官府，商人的处境逐渐有了好转，地位渐渐得到提高。
官商合体家族的出现是明清经济发展的结果。封建经济的发展，商人势力的扩充，必然引发商人参政议政分享政权的愿望和可能。在明中叶正德、嘉靖年间，一些参与国家重大经济活动如盐商一类的商人，他们的子弟通过交结地方官吏以郡县学籍参加了科考，一部分商家子弟由此步入仕途，而官府对此并不明令禁止，这就打破了长期以来不许商人子弟仕宦为官的成例。卿相出自科举是明代的定制，商人子弟入仕做官，提高了商人家族在社会上的地位，同时商人家庭借此利用其*地位巩固他们商业上取得的成就，这就是出现官商一体化家族的最根本原因。到了万历年间，政府允许商人子弟有正式学籍参加科考，商人子弟参政有了切实保障。如山西明清两代的官商家族阎若琚一家就是商籍子弟参加科考的直接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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