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商家族中难以分辨官与商孰高孰低孰重孰轻，这是一种观念上的变更。与传统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重农轻商、重儒轻商观念根本不同的是，明清山西商人对自己的经商活动并不轻看，山西柳林县《杨氏家谱》称，“假如侧身士林，则学为本业；寄迹田畴，则农为本业；置身曲艺，则工为本业；他如市尘贸易，鱼盐负贩，与挑担生理些买卖，皆为商贾，则商贾即其本业。此其为业，虽云不一，然无不可资以养生，资以送死，资以嫁女娶妻。”［⑩］认为业商是一种正当的职业，较之他业并无尊卑贵贱之分。不少山西籍人士在科考与业商二者间甚至更热衷于商道，因此清代山西人在商业财产不断聚增的同时，科举方面却呈现出滑坡态势，中进士的人数代有递减，不少有才智的商人子弟舍仕而业商。清代山西进士人数的增减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山西人在清代重商营轻科举的倾向。据统计，山西在顺治时每科进士平均３３人，康熙间每科１６人，乾隆、嘉庆时每科不足１２人，道光、咸丰、同治间每科不足１０人，光绪年间，略有增加，却也仅仅１０人。［①①］由此我们可以知道，随着时间的推移，山西参加科考的举子日益减少，在整个清朝竟无一山西人考中状元，这与清代山西票号、当铺的兴盛和一些有胆有识人士云游四方经营买卖不无关系。
清代官商家族中捐官的人数占了相当的比重，这与明代通过科考取得功名是不同的。明代有捐官，但数量很少，如张四维的弟弟张四教、叔父张遐龄就是通过捐银当上了龙虎卫指挥佥事和太医院吏目，山西平阳府的高瓒捐纳四百金当上指挥同知官，等等，这都是成化以后的事了。康熙十三年，朝廷用兵三藩，军需紧急，清政府颁布了捐纳令，本拟暂开捐例，以救燃眉，然而兵事之后，又屡有拯荒、河工事宜，捐纳不停，之后一些地方大员在地方财力不济的时候，也借机奏请开捐。如“雍正二年开阿尔台运米事例；五年，直隶水灾，议兴营田，从大学士朱轼请开营田事例；云贵总督鄂尔泰以滇黔垦荒，经费无著，请开捐如营田例。……”［①②］捐纳实际上成为一种科举正途外的选举制。卖官鬻爵的捐纳制度贯穿了整个清朝，这对清代山西官商家族的构成甚至清朝*都有影响。捐官文职可至郎中道员，武职可至千总把总至参将，有钱人家的子弟可以通过捐银轻易得官，这对已经积累了一定资产的山西商人是极为便利的。比如咸丰二年二月至咸丰三年正月，清政府与太平天国作战，要求各省商人捐银，山西一省捐银近１６０万两，占了全国当年捐银数的三分之一多，为全国之冠。捐银的同时，自然可以买得一官半职。商人在经营买卖的同时，通过捐纳途径得到一个官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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