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山西商人之所以在魄力、财力、势力几方面远比其他时期、其他地域、其他商帮的成就显著，是与山西官商家族的努力分不开的。传统史学也认为清代的山西票商就是官商，持此种观点者认为：清代“全国最富有的商人是票商（山西的票号商人）盐商和行商（所谓广东十三行），这些人很多都是官商，或者是政府官员。山西商人开设的票号、银号，主要的业务是代官府解钱粮、收赋税以及代官商办理汇兑、存款、放款、捐纳等事，始终没有超出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范围。”［①⑧］可以说明清时期不仅形成了一个官商家族阶层，而且官商家族的活动对当时的*经济都产生了影响。有人谈到福建商帮时也曾提到士绅官僚阶层在明清福建海商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官商不但积极参与这种违法的海上贸易，而且成为海上*活动的庇护者。由于势家宦族与海上贸易的关系愈来愈密切，福建商帮的力量，已经渗透到封建的*中去，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明朝政府对于海上贸易政策的制定。隆庆四年明王朝与蒙古俺答议和过程中，晋商出于贸易的需要，积极推波助澜，通过朝中官僚，促成蒙汉议和、开边互市。封贡之议初起时，朝廷曾犹豫不决，时任宣大总督的王崇古提出“封俺答、定朝贡、通互市”的“朝贡八议”，王崇古的奏议得到了内阁大臣高拱、张居正、张四维的大力支持。实际上，这是王、张家族运动高拱的结果。与俺答议和互市，对当时山西商人的商业活动是极为有利的，史书记载王崇古在宣大总督任上时“广召商贩，听令贸易”。所以我们不能无视王崇古、张四维他们身后的那层社会背景。从明代官商家族相互支持、相互受益，到清朝转而以商为主、官为商服务的官商家族，可以说是明清山西官商合体家族的演变趋势。
① 《宋史·舆服志》。
② 《明史·舆服志》。
&n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