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官商家族对明清经济的影响

    明清山西官商家族是封建经济和*结合的产物，是明清经济发展的结果。官商应政府之召而起，所以他们对政权的依赖性是很强的，他们的活动除了对繁荣经济有积极影响外，还满足了政府在军事上的物质供应和财政上的需要，因为官商比民商多一种功能，即封建政府的工具，为巩固封建政权做出了贡献。山西官商家族的命运与封建国家的命运紧紧拴在了一起，所以明清山西官商家族的兴盛几乎没有超过二百年的。明初实行开中制时，输粮入边的商人大部分是晋商。到了清代，山西商人与官方的关系更加密切，比如介休范氏家族，就是因官而盛因官而败的。史书记载，明末范氏贸易张家口，进出辽东，是当时关外八家大商之一。清入关以后，顺治帝赐范永斗“张家口房地，隶内务府籍，仍互市塞上”。［①⑤］从康熙到乾隆初年，是范氏家族在经济上*上最兴旺发达的时期，这个家族在康、雍、乾三朝曾为清政府输送大量军粮，并出私财支援军饷。据《清史稿》卷３１７载：“范氏故巨富。康熙中师征准噶尔，输米馈军，率以百二十金致一石。”其后，此类助军之举不断，范家成了皇商，发了大财。据谱谍学和晋商研究的成果看，以范氏“毓”字辈和“清”字辈计，有２０人任官职。在科举方面，有进士二人、举人三人、武举一人。可以说，范氏是上通朝廷、下连市廛、半官半商的豪门富商之家［①⑥］。到乾隆后期，范氏经营的采铜业无利可图，盐业因资金短绌等原因也不很景气，拖欠官项过多，被革去了在内务府、户部等衙门的官职，又被查封家产。范氏自“毓”字辈兴旺，到“清”字辈时基本上还可以说是守成，而到了“木”字辈时，便不很景气了［①⑦］。对*的过分依赖使得山西官商的独立性少了一些，并导致了一定程度上的软弱，无法避免与封建政权的同生共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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