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面积却没有增加。他说：“今则不然，为农者十倍于前而田不加增”（生计篇）。的确如此，从乾隆３１年（１７６６）到嘉庆２５年（１８２０），人均占有耕地数从３．５３亩降至２．０９亩。洪亮吉进一步指出人口的无限制增长会造成许多社会问题。一是就业困难，他说：“国民之中，各有生计”，但是“为农者十倍于前而田不加增，为商贾者十倍于前而货不加增，为士者十倍于前而佣书授徒之馆不加增”。二是物价飞涨，“五十年以前，……米之以升计者，钱不过六七，布之以丈计者，钱不过三四十，”现在“昔之以升计者，钱又须三四十矣，昔之以丈计者，钱又须一二百矣。”形成“所入者愈微，所出者益广。”弄得“终岁勤动毕业皇皇而自好者，居然有沟壑之忧”（生计篇）。洪亮吉的分析是符合实际的。同时，洪亮吉还指出，人口的无限制增长会造成社会秩序的动荡。他说：“一家之中，……不率教者常有一二，又况天下之广，其游惰不事者，何能一一遵上之约束乎？”（治平篇）“户口即十倍于前，则游手好闲者更数十倍于前，此数十倍之游手好闲者遇有水旱疾疫，其不能束手以待毙也明矣，是又甚可虑者也。”（生计篇）社会上不事生产，游手好闲人数的不断增加，对社会秩序和社会风气确会起不良的作用。洪亮吉指出乾嘉时期人口无限制增加的趋势，不是好事而是坏事，比较具体地分析人口无限制增长所造成的危害，这是他的人口理论的精辟之处。
关于人口增长过快的问题，比洪亮吉早的明末徐光启就曾提出，人口增加，“此亦自然之势，必不可减之数也，而国计民力足供乎？”而且他考察了明代人口增长的情况后，得出人口以三十年增加一倍的论断。比洪亮吉晚的汪士铎也说过：“人多之害，山顶已殖黍稷，江中已有洲田，川中已辟老林，苗洞已开深菁，犹不足养，天地之力穷矣。”他也根据人口三十年加一倍的增长率，进而指出“顺治元年一人者至今一百二十八人。徽州人固陋，喜人多婚早，每十六皆嫁取，其风气也，十六皆抱子，故二十年即加一倍”（《乙丙日记》）。汪士铎指出的早婚早育加速人口增加确实是造成清中叶人口过剩的原因之一。虽然他所说的人口增长由三十年加一倍发展到二十年加一倍的增长率，与文献所载的增长数字不一定完全相符，但是在人口增长的情况下，人口基数越大，增加数字越大的现象是符合历史事实的。这几位思想家的灼见不仅在于揭示人口增长的事实和规律，更重要的是他们揭示了人口过剩所造成的许多社会压力。
包世臣比洪亮吉小３０岁，两人几乎是同时代的人，他们生活的时代正是中国人口突破三亿走向四亿的时候，而且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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