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献记载的数字来看，自清初到中叶，人口的增长与耕田面积的增加，基本上是同步发展的，人口的增长需要增加粮食产量，而耕地的扩大又为人口的增长准备了生存的条件，这样互相拉动的结果，到清中叶，中国人口的无限制增长的速度已经超过了耕地扩大的速度。康熙元年（１６６２年）时全国耕地数量５３１万顷，一百年之后，乾隆三十一年（１７６６年）全国耕地达到７８０万顷，这就几乎到了清代耕地面积最高峰了。另一方面，随着人口和耕地的增加，清政府的财政收入也在同步增加，清代的地丁税、耗羡、盐税、关税等四大项收入最多时能达到四千八百万两，其中地丁税和耗羡就占三千三百万两。当时全国的兵饷、俸廉、治河、驿站等费用，支出大约三千四百多万两，收支相抵，每年存余能有一千多万两，可见以人口和土地作为主要支柱的财政收入实在是清朝皇帝休戚相关的利薮。从康熙至乾隆尽管一再惊叹“人多地少”，但在他们的治国方略中却始终拿不出有效的对策。

    为了养活三亿人口，提供必要的生存条件，主要是当时封建社会自发的经济手段起了调节作用。如：鼓励垦荒以扩大耕地面积；改善耕作技术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扩大杂粮种植以增加粮食供应；移民迁徙以缓解劳力过剩等等，这些手段有的是政府安排，但更多的是封建经济的自然发展。如果从这些手段的综合作用来看，对缓解人口压力能起相当的作用，但有些情况的发生有一定的特殊性，不能估计过高，如移民，清代曾发生多次的山东人下关东，湖广人进川陕，闽粤人走南洋等大规模的迁移现象，但都有特殊的背景，若非战乱和灾荒，一般是不会发生如此的远程迁移，至于灾荒歉收年景的近途逃难则是常见的景象。

    当时中国的三亿人口作为绝对数字，已经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但是按当时的生产力水平能使这么多人生存，主要是自然经济条件下人民生活水平低下，基本的温饱条件能够得到满足。有学者指出：清代的粮食亩产产量，江浙、川湖、闽广等地区在一石至五六、七八石，通常为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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