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行业将一定的茶馆用作集会场所，这在工匠、船夫、车夫等都市的“下等社会”成员中也同样如此。上海的船夫们把北河南路的日升茶楼，小车夫们把嘉兴路上的某个茶馆，用来作为这样那样的集会场所（注：井上红梅前揭书。）。苏州丝织机房的“匠人”们以临顿路的新园茶馆作为“早晚聚会之所”，每逢罢工，终日聚集此处，气势颇盛（注：《申报》光绪三年九月十八日，《吴中琐事》。）。南京也是同样，临时雇佣的“织锦工”们，每天清晨聚集于丹凤街的三元茶馆或北门桥的顺兴茶馆，在这些茶馆处接受当日工作，这已经成为习惯（注：南京博物院民族组《清末南京丝织业的初步调查》，《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2期。）。

    这样，连下层社会的民众也能对茶馆作日常利用，而且饮茶一次仅需费钱三、四文或五、六文。相对于茶馆来说，亦为民众所喜爱的酒肆，则需花费两倍于茶馆的钱财（注：郁达夫前揭书，第281～282页。）。

    饮茶的便宜，茶馆的随处可见，使茶馆的营业形态表现出甚为鲜明的特色。以《申报》所载天津的情况为例：

    茶馆内卖茶，每杯六文。若是客人想多加一包茶叶的话，其价格亦仅增加一倍。所以虽然座上客常满，但仍生意式微，鲜有入能敷出者。以是城厢内外大小茶馆，每当春秋佳日，多有或杂剧或评书，或唱时新小曲，或说大鼓书词者。每座加价数文，或数十文不等。（注：《申报》光绪五年二月二十九日，《茶馆热闹》。）

    如上所记，可见茶馆的经营常有与杂剧团、说唱者等形形色色的艺人相结合的倾向。无论哪家茶馆，为了确保从一定数量的顾客及从茶客处获得特别高的消费，不得不讲求各种各样的经营方法，而上演杂剧、招引说唱艺人等，就是集客的最为有效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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