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县“每月支俸3两，一家一日粗食安饱兼喂马匹，须银五六钱，一月俸不足五六日之费”[5]。高品级官员收支悬殊更大，如雍正时总督鄂尔泰每年生活开支约为6000两；巡抚许容每年生活开支约为5000两（另从老家补支405石粮食），是官俸的33倍[6]。其他诸如幕友师爷、门房仆役，都需官员自己出钱聘雇。前者为官必不可少，州县官至少聘两名，每名年薪100两左右，大员所聘更多，薪酬也更高；后者为政必不可缺， 各级衙门除少数衙役从公费支领“工食银”外，大量胥吏无经费来源[7]，需官员自行解决。小处如坐轿乘车，公家也不报销，须官员自备。何刚德《春明梦录》记载，清末大臣坐4人肩舆，需备两班三班替換，且前有引马，后有跟骡、大板车，一年所费至少800两；若坐车，前一马，后二三马，一年所费须400两。何刚德任京官19年，为五品郎中，仅车马费就超出官俸数倍。

2清代地方公费长期虚悬

首先，清朝实行赋税的起运存留制度中，存留地方的钱粮大大少于起运京师的钱粮。康熙年间，地方存留钱粮仅占全国钱粮总额的21%，相当于明朝万历年间的一半。而由于一则须保证起运钱粮足额的前提下方可存留；一则中央往往以各种名目大量裁扣地方存留起运中央，地方存留钱粮占全国钱粮总额的份额还有减少的趋势。如河北灵寿存留原额为6323两，经6次裁扣，康熙二十年（1681）存留钱粮仅1700余两，占全县赋役总额的13%[8]。

其次，地方存留钱粮难以应用于地方。清朝规定，地方存留钱粮主要用于3个方面：驿传、军费、地方开支（包括官俸、役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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