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工商业者的生活用品基本来自本土所产，他们所从事的商品性生产的发展主要缘自外地市场的需求。市镇市场繁华绚丽，零售店铺鳞次栉比。可是，城市零售商业并非执行流通任务的职能商人资本，而是一种“不执行职能或半执行职能”的“杂种”⑤，仅能说明消费服务环节的流畅而已。至于饮食、服务、娱乐业更与社会再生产过程无缘。市镇居民消费水平的差异所造成的多重导向促使江南经济商品生产的种类多样化。
苏、杭等江南大城市的消费水平总体上又高于市镇。因其城市功能在明清时出现有利于商品经济的转化，在较大程度上克服了*中心官宦性消费的弊端，所以消费水平上升的重要意义表现为占有城市人口多数的一般工商业者经济能力的提高。明代苏州西北阊门至枫桥是进入苏州的主干通道，这里列肆二十余里，居民数万计。东北半城皆居机户，“比户皆工织作”。生产技能和生产率远远高于市镇和乡村的工商业者。较为丰厚的经济收入是消费水平上升的基础。清人钱咏追记明代苏州商贸盛景：“吴中五方杂处，为东南一大都会，群货聚集，何啻数十万家。”⑥这些来自外地和本地的富商大贾累资数万、十万、百万计，由于商业资本在江南极难转向产业资本，便大量消耗在奢侈性消费中，由此刺激了商业的过度繁荣，也有利于贩运贸易的兴旺、高档商品生产的增长，并进而为广大的手工生产者和小商人提供了大量生存、经营机会。商业和服务行业的繁荣消化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从而使社会秩序较为安定，使工商业的发展获得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另外，一些原来官宦性消费极强的江南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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