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步有双重特性：首先，一项新技术被发明出来后，本身还要继续改进，以变得更加完善；其次，这项新技术必须被广泛运用于生产活动。只有当它被改进到相当完善的程度时，才会被广泛地运用于生产；而只有当它被广泛运用于生产时，才会对经济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从经济史的角度来看技术进步问题时，更加需要重视的是新技术的改进和传播。正因如此，麦迪森认为明清中国耕作技术普遍提高，采纳和吸收有关知识也很成功，这个已知优秀生产方法广泛传播的过程，也应视为技术进步（注：见Angus Maddison,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第33页。）。
从这个角度来观察江南农业的技术进步问题，可以看到：一般所说的那些宋代的主要技术进步，其完备化及普遍运用主要发生在明清（注：在江南水稻农业由粗放向集约转变过程中最重要的技术进步，在农具方面是耕犁（水田翻转犁）以及水车，在栽培技术方面是插秧及与之密切相关的稻麦复种制，在农田水利方面是围垦湿地（湖泊、沼泽等），在经济作物方面是桑树和茶树的密集种植。这些技术都出现在唐代（参阅李伯重《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第3章第1节）。另外一些最重要的技术进步，如棉花的种植、饼肥的使用，则出现在宋代以后。上述这些技术的完备和普遍运用，则都在明清（参阅李伯重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Jiangnan,1620-1850，第3章。）。因此对于江南农业的技术进步而言，更重要的是在明清时期。如果忽视技术进步的特点来看宋代江南的农业技术进步问题，是无法得出正确结论的。
此外还要指出，关于"技术进步"，并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白馥兰指出东亚传统水稻农业技术与西欧旱地农业技术之间存在本质的差别，前者主要是一种"技巧趋向型"技术(skill-oriented technologies)，而后者则主要是一种"机械型"技术(mechanical technologies)。由于这个差别，在研究东亚水稻农业变化时，就不应把某种节省劳动的新农具视为引起农业重大进步的关键因素（注：Francesca Bray,The Rice Economy:Technology and Development in Asian Societies,pp.115,156.）。以往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常常过分强调某种高效率、节省劳动的新农具（例如江东犁）所起的作用，无疑是受到西欧经验的影响。事实上，就江南而言，明代发明的铁搭，虽然结构简单，效率不高，但是在实际生产中却有很好的效果。因此就实际效果而言，这项发明及其运用对于江南农业的作用恐怕比江东犁更大（注：陈恒力和游修龄都已指出：江南（特别是太湖地区）的水田土壤粘重，牛耕既浅而又不匀。如用铁搭，虽然功效较低，但可翻得更深；因此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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