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9,pp.14-23．我曾用这种方法对明后期（1620年左右）和清中期（1850年前后）江南的水稻亩产量进行了研究，得出的结果是：明后期（17世纪初期）江南的水稻亩产量大约为1.6石米，清中期（19世纪中期）则约为2.3石米；亦即后者较前者增加了0.7石，增长幅度大致为44%（参阅李伯重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Jiangnan,1620-1850,pp:125-127、130-132）。这个结论与许多学者得出的结论差别颇大。）。虽然这个数字也不可能绝对准确，但是比起用其他方法得出的结果来说，应当是更接近实际情况。这种方法对于研究宋代江南粮食亩产量肯定也会很有帮助。宋代江南是一个以自然经济为主的社会，而在这种社会中，人们主要追求的是产品的使用价值而非价值，即使剥削也有一定限度。农民生产出来的产品不可能大大低于和超过社会对这些产品的使用价值的总需求。这就为宋代江南亩产量的估计确定了一个可能的范围。倘若我们的估计超出了这个可能的范围，那么肯定是有问题的。
最后，我还要指出：经济学方法也有自身的适用范围，不能用它去完成其不能胜任的工作。例如计量分析是经济学的优势，但并非任何经济现象都可以"量化"的。有的学者读了《检讨》之后问：为什么你不为"什么是经济革命"提出一个明确的"量化"标准呢？我的回答是：为"经济革命"提出一个"量化"的标准很困难，因为"经济革命"的主要内容之一是重大技术进步的出现，而重大技术进步本身并非一种可以"量化"的现象。此外，宋代江南有关史料匮缺，也使得计量分析非常困难（注：例如麦迪森已指出：8-13世纪中国农业中心转移到南方水稻地区并实行多种作物种植，导致中国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但是到底提高了多少，由于资料不足，无法量化。见Angus Maddison,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第4页。）。因此要对宋代江南的经济进行"量化"研究，可能已经超出经济学力所能及的范围。
（三）其他学科的方法
除了经济学的方法之外，经济史研究还应当从其他学科借用方法，并采纳这些学科新近取得的成就。这些学科包括了社会科学各主要学科。斯波义信引用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的话总结说，经济史研究所涉及的社会科学学科，至少包括经济学、*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人口学、社会地理学、经济地理学等。这些学科的研究方法与模式，都可以参考借用。例如，经济学家的研究模式（由抽象到具体，先假说后论证）、社会学家的研究模式（从具体入手．注重统计）以及别的研究模式（如把以社会横断面比较为基础的复数指标进行组合，根据对各种指标的比重及组合方式的适当处理进行归纳，等等），都可用到中国经济史研究中（注：斯波义信：《宋代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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