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当于4市石），就需要相当于107公斤硫酸铵的肥料。如果这些肥料都依靠养猪来解决，那么每亩田就需要2.7头猪。南宋江南一个农民的家庭农场种田40亩左右（注：李伯重：《宋末至明初江南农民经营方式的变化》，《中国农史》1998年第2期。此数字主要是根据漆侠的估计得出的。），如果都依靠养猪获得肥料，那么这个家庭就要养猪100头以上（注：当然农民还有其他的肥料来源，但是从宋代江南的史料来看，除了人粪尿外，并未见有其他肥料广泛使用。见李伯重《"选精"、"集粹"与"宋代江南农业革命"》，并参阅同氏《宋末至明初江南农业生产技术的变化》（《中国农史》1998年第1期）。）。从清代中期江南的情况来看，虽然此时的水稻亩产量（2.3清石／清亩）仅相当于南宋制的3.7石（注：明清的1石／亩，大致相当于南宋的1.6石／亩。南宋末期江南人口总数约为800万，而清代中期则为3600万，因此人粪尿的供给总量也相应增加了3.5倍。参阅李伯重《宋末至明初江南农民经营方式的变化》，《宋末至明初江南人口与耕地的变化》（《中国农史》1997年第3期），以及《清代前中期江南人口的低速增长及其原因》（《清史研究》1996年第2期）。），而人粪尿供给则比南宋增加了3.5倍，但是本地肥源已经告罄，肥料严重供不应求，因此不得不大量从外地输入豆饼（注：李伯重：《明清江南肥料需求的数量分析》（《清史研究》1999年第1期）；《明清江南肥料的输入与供求平衡》（将刊）。）。在此情况下，如果认为南宋江南水稻亩产达到五六石乃至六七石，那么就必须从肥料的角度方面来解释这些产量是如何获得的。因此使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可以使我们对宋代江南亩产量的研究较少受随意性的支配，作出比较客观的估计。
（四）"史无定法"
任何一个事物都具有多方面的特征，而任何一种方法都具有局限性。因此无论哪一种方法所提供的视角，都不能使我们认识该事物所具有的全部特征。为了使我们对过去经济实践的认识尽可能地全面，当然就要从尽可能多的视角来研究之，亦即应当尽可能地使用多种方法来研究经济史。只有把史学内外的各种方法结合起来，才能对经济史上的许多重大问题进行全面的和深入的研究。但是这样做，就涉及各种方法之间的关系问题。而在此方面，最大的分歧在于经济史研究到底是应当以经济学方法为主，还是以历史学方法为主？
巴勒克拉夫说："在所有社会科学中，对历史学影响最大的是经济学。"他还引用戴维斯的话说："迄今为止，经济学是对历史学唯一作出最大贡献的社会科学。"其主要原因不仅是因为"自从亚当?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时代以来，历史学家已经充分认识到了经济因素在历史变革的形成中的重要性"，而且也是因为"经济学在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方面远远走在其他社会科学前面"（注：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第75、114页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