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经济史研究也会从向自然科学借用方法和研究成果中受益。近年来国际学坛的"史学科学化"的趋势，除了表现为史学日益"社会科学化"外，还表现为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向史学的渗透，特别是"计量史学"的出现，标志着这种渗透已达到相当的程度。许多自然科学研究的成果，对于经济史学研究来说也非常有帮助。例如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来看，农作物的生长是一个物质变化和能量转换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物质和能量均不会凭空产生和凭空消失。换言之，农作物的生长，取决于光、热、水、气（二氧化碳）以及各种物质养分的供给及其相互配合状况。因此单位耕地产品的数量，也取决于作物从自然中所能摄取到的物质和能量。下面就以气候和肥料为例，看看自然科学方法对于亩产量研究的帮助。

　　张家诚关于我国大陆年平均气温变化对农业产量的影响的宏观理论假设分析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年平均温度变化1℃，我国南方各季农作物的产量相应变化大约为10%。此外，年平均温度相差1℃，农作物遭受冷害的频度也会有很大的变动，从而明显影响作物的收成（注：年平均温度变化1℃，我国南方各季农作物的熟级（即早熟品种一中熟品种一晚熟品种）可相应变化一级，而每相差一个熟级产量相应变化大约为10%。见张家诚《气候与人类》，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年版，第123-124页。）。竺可桢的研究表明，宋代大部分时间处于气候变冷的时期，年平均气温比唐代或今天都低1℃-2℃（注：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科学通报》1972年第1期。）。江南农民对此作出了明确的反应（其中之一是改种较耐寒的粳稻）。在此情况下，不仅推广从南方温暖地区引入的籼稻--占城稻--十分困难，而且亩产量要有大幅提高也颇不现实，除非我们能够证明宋代江南农民为对抗气温下降而采用了有效的措施（例如培育出了抗寒高产的水稻品种、施用了更多和更好的肥料等）。

　　农作物产量也取决于土壤中各种养分的消耗与补充状况。依照刘楚超和瓦尔克(Kenneth Walker)对1960年代中国农业中肥料边际产量的粗略计算，在大量施肥情况下，每公斤氮肥（硫酸铵）的边际产量大约是3公斤粮食。按照1957年的全国统计数字，每头猪每年所产粪肥中的养分大约可折为40公斤硫酸铵（注：Dwight Perkins,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1368-1968,p.73.）。换言之，每头猪所产的粪肥，大约可增产粮食120公斤。宋代1石约当0.66市石（注：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量研究》，农业出版社1985年版，第235页。），而大米的比重大约为每市石80公斤（注：吉林人民出版社编《农业数据手册》，1980年版。）。据此，如果亩产米6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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