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会初启，清政府参加国际博览会时，展品多是瓷器、丝绸、茶叶、景泰蓝等传统产品，新式工业品极少。甚至在1904年中国参加圣路易斯国际博览会时，展出的物品中竟有小脚妇人的泥塑、鸦片烟具、枷号、*鬼头刀等不堪入目之物，严重败坏了中华民族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形象。湖北商品赛会尤其是武汉劝业奖进会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种状况，它专门开设了工艺部及直隶、湖南、上海、宁波四馆及汉阳钢铁厂、枪炮厂、实习工厂等七个特别展览室，集中展出了当时中国较先进的工业产品。如鼎兴公司所制无线电机、洪顺和周鼎孚分别制成的轧花机、秦义和所造钢制器械、华宝所制织布机、余大兴所制碾米机、周恒顺所制汲水机等，均足见中国机械学之起步，工业化程度虽然不高，但表明中国近代已开始了由手工业、家庭工业逐渐向工厂机械工业的发展。
不仅如此，20世纪初清末的商品赛会活动对中国经济建设的促进作用也不可低估。一方面，它促成了农业商品化程度的提高，在举办商品赛会的城市如汉口、南京、天津等周边，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和产量都有所增长，农民参与市场交易日趋普遍，城乡交流逐渐密切。另一方面，商品赛会展陈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开阔了人们的眼界，提高了现代工业产品的影响力度，扩展了商品市场，鼓舞了工商阶层，工商地位得到改善和提高，商界主体意识进一步觉醒，吸引了更多的力量投入现代工商业，从而成为中国社会现代化建设的强有力的助推剂。正因如此，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近十年间，中国商务发展迅速。举汉口为例。据汉关贸易册报告，1902年汉口进出货物共值一亿零三十二万一千两，1910年增进至一亿五千二百十九万九千两，其增进之速，实为欧美所不及（注：《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选辑》，第284页。）。汉口商民营业种类繁多，故有三百六十行之称，各种生业无所不备，且已形成油、米、柴炭、棉花和杂粮等五个专业性市场，商业组织从业务上划分计有茶叶、棉花、粮食等130多个，商店总户数约在7000户以上。“汉口为交通中心，其地理上之情势有类似于芝加哥者。非仅以商业地见知于世，盖将为工业地之好希望焉”（注：《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选辑》，第291页。）。1911年前，武汉民族资本家开办的工厂有41家，工人计8000左右。其中有资本记载可查的由31家，资本总额为10465980元。又如处于长江中游的重要省份湖南，据海关统计，1904年全省输入输出贸易总值约为四百五十一万关平两，1911年则达一千八百六十四万关平两，七年增加了大约四倍（注：关平两系海关计算单位，长沙、岳阳海关所用之平，每千两合省平银1088.8两。此处所称全省辖入输出贸易总值，即长沙、岳阳两关进出口贸易总值。晚清民国时期，湖南海关所称进出口，系指进出湖南之口，与建国后的进出口系指国境而言不同。参见湖南省商业厅：《湖南省商业专志：1840-1985》，长沙，1985年，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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