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合作社等先后被警察封闭，华洋义赈会的一些外勤人员甚至遭到逮捕，刚刚起步的农村信用合作事业受到了挫折。尽管如此，华洋义赈会仍在困境中坚持工作。在此期间，华洋义赈会对已承认的信用合作社的组织机构进行了完善，规定了信用合作社的业务范围，制定了《信用合作社社务成绩考分分等表》等，创办了宣传合作事业的报刊。通过不断的总结，华洋义赈会逐渐积累了一些经验。到1930年，该会在河北倡办的合作社已有“946个，社员25727人。较1923年分别增长117倍和100倍”[9]（第1期）。可以说，20世纪20年代中国农村的合作事业，是华洋义赈会一枝独秀时期。正如当时曾先后担任甘肃、陕西省政府主席的邵力子先生所言：“义赈会之华北一带合作事业，成绩为全国冠，办理合作者，无不奉为圭臬，日后发展，正未可量。”[10]（第69页）
二
1929-1933年，世界发生了席卷整个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中国绝大部分银行的资金在城市难以找到出路，造成城市信贷资金的闲置。正当国内的银行在为自家的所谓剩余资金寻找投资或信贷出路时，华洋义赈会在没有抵押的条件下，连续八九年将资金放给农村信用合作社，并能如期收回的做法引起了银行界的关注。银行家们注意到，尽管华洋义赈会的放款利率较低，但广大农民的需求很大，加上该会有一套完整的考核制度，保证了还款的保险系数。于是，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于1931年春试探性地“将2万元，放给河北农民，同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订了一个简单契约，一切条件，悉照该会的向例。定约之后，立即实行”[11]（第7期）。此例创造了城市商业资本流向农村的先例。
得到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这笔资金后，为了确保放款银行的利益，鼓励银行家对农民投资或信贷的兴趣，激发更多的金融界人士关注农村，华洋义赈会根据合作社成立时间的长短，社务考核之优劣，制定了由华洋义赈会与银行按照一定比例联合放款的政策。规定合作社成立越久，社务越优，银行搭成比例越大。有了政策的保障，银行界投资农业合作社的积极性更加高涨，投放资金逐年增加，仅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一家“最后达到50万元，……基本上解决了合作社贷款的来源问题”[2]（第167页）。
华洋义赈会从1923年开始提倡农村合作事业时，最初选择简单而实用的信用合作为突破口，通过推动组建农民信用合作社，然后根据农民需要酌情发放贷款，在农村开展各项建设事业。“合作社社员们彻底明了合作的原理之后，不断的要倡办别种合作社”[11]（第88页）。华洋义赈会因势利导，大力宣传供给合作社、生产合作社、运销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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