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浸染，深厚的传统文化背景使梁漱溟洞识到，西化道路不可能解决中国的农村和农民问题。自19世纪后期的自强运动以来，中国经历了一次次社会变革，领导变革的知识分子都认为通过学习西方可以使中国富强。但是，这些运动都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反而造成无序和混乱，是农民群众而不是知识精英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财富和机会集中于城市，农村一步步遭受劫掠，特别是以都市文明为载体的西方文化破坏了传统的风俗习惯和道德规范这一中华文明赖以存在的基础。以西化为目标的现代化给农村造成苦难这一事实证明，一味仿效西方都市化、工业化文明无济于事，中国只能复兴“以农立国”的中华文明，知识精英只有转向受西方文明浸染较少且受西方苦难最多的乡村，才能找到中国的出路。他认为：民族自觉的头一步，便是觉悟到乡村，从这一步，就可以觉悟到一切，觉悟到我们原来的社会构造的特殊，觉悟到我们自有我们的前途。所以，乡村建设是中华文明复兴的起点和基础。
梁漱溟之所以提出“乡村建设”，而不赞成*党的农民革命，是基于其对中国国情的独特理解。他从文化本位出发，认为中国社会是以人伦关系为本位，只有职业之别，而没有阶级之分，因此只有建设之任务而没有革命之对象。中国的问题虽然包含*经济问题，但实则是近代西方文明冲击造成的文化失调问题，其出路是改良文化而不是制度革命，解决乡村问题进而解决中国问题的唯一出路是通过乡村建设复兴中华文明。乡村建设的基本任务就是依靠乡村自治，创造一种以理性和伦理为基础的新团体组织，由此推动经济、*与社会的全面进步。为此，在国民党地方派的支持下，他及其同事身体力行，先是举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培养有志于乡村建设的知识精英，后又直接到山东省邹平从事社会实验。可以说，乡村建设运动带有强烈的精英主义倾向，是以知识精英为主体的文化改良运动。
梁漱溟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认识和实践有独到性，但是其局限性也十分明显。其独到性在于：一是不同意西方道路的普适性，而强调中国的特殊性。梁漱溟独具慧眼地看到了以城市化、工业化为主要内容的西方现代化道路的两大弊端，即物欲横流和乡村遗弃，认为中国不能走西方的老路，力图以文化重建复兴乡村，进而改良中国；二是强调知识精英必须到农村去，主张知识精英与农民结合。其局限性在于：一是过分强调中国特殊性，从而否定现代工业文明的普适性，这必然妨碍他正确认识、分析中国和乡村的根本问题；二是文化本位的分析方法忽视了农民贫困化的根源；三是将乡村居民等同于农民，无法改变农村固有的社会阶级关系，无法激起下层农民的热情和向往。梁曾为之叹息：“工作了九年的结果是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梁漱溟希望造就乡村领导精英推动乡村建设运动终于流于空想。
2.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人的探索。作为“农民的儿子”，毛泽东对现代化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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