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后农村的衰败和农民的苦难有着更为真切的感受。从青年时代起,他就致力于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使他的探索获得了正确的理论指导。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分析方法,毛泽东将农村和农民问题的根源归之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剥削压迫。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即不合理的地权关系。因此,只有充分动员广大贫苦农民改变旧的统治秩序,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和农民问题。在对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的认识上,毛泽东形成了一些不同于马克思等人的独到思想。
其一,在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大批破产农民被转化为城市工人阶级,工人阶级是人数最多、受压迫最深的阶级,因而,工人阶级是改造旧社会,重建新制度的阶级力量。而在中国,现代化是在外部力量侵入下启动的,传统社会的主要社会成员——农民作为一个阶级被完整地保留下来,而且所受苦难最深重,“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中国的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日益贫困化以至大批地破产,他们过着饥寒交迫的和毫无*权利的生活”[1](p631)。 只有解决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问题,制度革命才能成功,从而为现代化重建制度基础。
其二,在西方经典现代化理论看来,农民不过是现代化进程的“历史弃儿”。即使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农民在历史变革中的作用也估计不足,恩格斯认为:“我们的小农,正如任何过了时的生产方式的残余一样,在不可挽回地走向灭亡。”[2](p487)在中共创立初期, 中国*党主要领导人也认为只有城市工人阶级才是革命的动力。陈独秀等人更是以城市知识精英自居,轻视和忽视农民的历史主动性。而毛泽东通过实际调查,对农民的历史主动性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并将对待农民运动的态度作为检验是否是革命者的标志。毛泽东在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认为,正是农民成就了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业。“没有贫农阶级(照绅士的话说,没有‘痞子’),决不能造成现时乡村的革命状态,决不能打倒土豪劣绅,完成民主革命”。“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3](p21)。之后,毛泽东又多次强调农民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力量,中国*党的武装斗争实质上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战争;知识分子只有与工农结合,才能成为革命队伍的一员。由此将被视为消极存在的农民阶级提升到革命主体的地位。
其三,西方现代化理论将人口、资本、知识、技术集中的城市作为社会历史变革的中心,分散的乡村则处于边缘地位。以西方国家经验为基础形成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认为,革命的中心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集中居住的城市。而在毛泽东看来,中国的城市主要是*统治的堡垒和消费中心,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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