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巨大而富有潜力的生产能力无疑是中国文化奠立和发展的基础。制约着这种经济的发展的，并不是粮食的生产。换言之，中国的粮食供给并非任何时候都一直是紧缺的（其他基本农产也是如此）；粮食既未必成为农业发展的带动因素，相反也不是像“粮产不足说”那样是所谓什么障碍。起到这种制约作用的，主要是农业经济在供给上的相对狭窄性和需求上的相对有限性，——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经济史的一条重要发展线索，就是与新需求的开创相伴随的新的供给的扩大——在经济发展问题上，这可能是非常重要的两个观点。

实际上，中国大多数地区在长时期间就面对着这样的经济处境和历史难题。造成这种困扰的原因可能有多种，但这里首先是要认明这一困扰本身。为此，可以再举出江淮地区的例子。

处于长江和淮河之间，横跨豫、皖、苏几省的“江淮地区”，在历史上曾是一个盛产粮食的地域。例如安徽（不包括皖南）自明代起就有大量米粮输往江南等地，所产米谷“遇大有秋”，“可支本地三年。”然而，“无燕秦之枣梨，无吴越之蚕桑，无蜀汉之千树桔、渭川之千亩竹”，即没有任何其他的优势生产可言；“乃地之所产，人倚为命，止一谷而已”。[148] 明、清以来，有不少地方官员曾多方设法以求打破这一局面，但都未能获得成功，因而一直只能以米谷作为自己的优势项目。这也正是大多数发展中地区所面临的实际状况。

总之，在发展中阶段，经济由“不发展”状态迈入发展之中，并达到一个中等的发展水平，构成中国传统社会长时期中所能见到的主要经济成就（以土地开垦和精耕细作为标志）。这样的地区不管由何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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