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县，“山多田少，产材之盛尤为甲于川东”；“八政”之序“货与食并重”，若能“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称善为政者矣。”[154]

綦江，“现在人稠地少”，农人岂可“只知沾体涂足?贤良宰若能时时劝勉之，其于厚生之计，岂特小补而已哉”；邑产山丝、枳、桔、桐油、竹纸、药材、靛蓝，岁销本省及楚、黔等地，“皆綦之物产，易外属之钱不可以数计也。”[155]

南川，“邑产除稻粱菽麦黍稷及寻常日用、足供一邑取携外”，药材、茶、笋、漆、蜡、煤、铁、硝、磺、桐、倦等“较他处维良者，不一而足；邑人力农之余，藉资贸易，负贩络绎于途，岁获其利。”[156]

以上情况表明，四川对于进一步发展经济的主要做法，即是在发展本地原有优势产品（如稻米生产）的同时，抓住时机（如１８世纪前叶米谷普遍“供过于求”和存在潜在的增长中的新需求），因地制宜（如桑植于墙边田畔、菜子属于小春、棉花种于旱地、果木产于山区；或于不宜种粮之地改种较为适宜之物，或于收益较低之处种植高收益产品），拓展新的物产以形成新的生产优势。

这样，在乾隆、嘉庆及其以后的一个长时期内，在稻米等粮食优势之外，四川出现了若干具有一定规模的优势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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