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世派思想裂变首先表现在农商关系上。徐继ｓｈē＠①生活在崇奉农本主义的时代，但他却大胆地称道西方致富致强的原因在于工商，在《瀛环志略》卷4中说：“欧罗巴诸国，皆善权子母，以商贾为本计。关有税而田无赋，航海贸迁，不辞险远，四海之内，遍设埔头，固因其善于操舟，亦因其国计全在于此，不得不尽心力而为之也。”在这里，徐继ｓｈē＠①流露出了对我国传统重农抑商的不满。在《瀛环志略》卷2中，徐继ｓｈē＠①盛赞古代中国海外拓荒的传奇人物虬髯客：“倘有虬髯其人者，创定而垦拓之，亦海外之一奇欤！”效仿西方以商立国，走海外殖民的致富之路，崇尚海洋经济，就是徐继ｓｈē＠①的主体思路。魏源也认为要处理好社会经济问题，就必须解决好商品货币经济关系，于是在《圣武记》卷14中提出“缓本急标”论：“语金生粟死之训，重本抑末之谊，则食先于货；语今日缓本急标之法，则货先于食。”魏源主张改漕运为海运、改官运为商运，认为这样可以有四利六便：利国、利民、利官、利商，国便、民便、商便、官便、河遍、漕便[2](P416,411)。
就经营方式而言，经世派也有新的认识。龚自珍在他的晚年，较为明显的产生了具有资本主义倾向的经济思想。如他对拥有少数雇工、进行商品生产的富农经济，就予以了肯定[3](P196-197)。魏源还提出允许官民自办工厂，鼓励私营，这都极有利于海洋经济的发展。至于洪仁ｇāｎ＠②，由于香港经历的影响，他也产生了相类似的看法，这在《资政新篇》中触目皆是。
经世派的海洋经济思想最突出的表现是在于外贸方面。
包世臣在鸦片战前基本上是以自然经济的眼光来看待对外贸易问题，但到了鸦片战后，他已敏锐地觉察到洋货对国货的冲击，并表示了严重的忧虑。他在《安吴四种》卷26中说：“近日洋布大行，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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