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中主张要“严中外之防”，“毋贪荒服之利而苟取之，毋损中华之利而苟予之”，这是一种变相的“绝夷舶”思想；龚自珍对于对外贸易虽反对闭关锁国，但他又说：“夫中国与夷人互市，大利在利其米，此外皆末也”，“国家断断不恃榷关所人”等[3](P170)，则又反映了他的传统的重食轻货思想；在林则徐的观念中，始终潜存着农本思想，他认为“天朝”百产丰盈，“并不籍资夷货”，鸦片战争期间林则徐之所以鼓励除鸦片之外的所谓正当贸易，也有军事角度的考虑；至于魏源，农本思想之根依然深固，1852年他最后增订《海国图志》时于卷61中仍说：“金玉非宝，稼穑为宝，古训昭然，荒裔其能或异哉！”上述经世派的种种不足，反映了他们在海洋经济问题上的认识感性色彩浓重。
2、六十至九十年代中叶郑观应等人的明确认识
从六十年代洋务运动的发生到九十年代中甲午战争的爆发这30多年时间里，海洋经济思想的载体主要体现在早期改良思想家的身上，即冯桂芬、王韬、马建忠、薛福成、陈炽、郑观应等，其中以郑观应为代表。这些人的海洋经济思想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明确批判重农抑商；第二是宣传重商、商战；第三是流露出重工思想。
对于重农抑商的批判，王韬的言论最为典型。在《代上苏抚李宫保书》中他指出：“盖西国于商民，皆官为之调剂翼助，故其利溥而用无不足；我皆听商民之自为，而时且遏抑剥损之，故上下交失其利。今一反其道而行之，务使利权归我，而国不强，民不富者，未之有也。”[6](P85)在《兴利》中又称重农抑商“迂拘”，“徒知丈田征赋，催科取租，纵悍吏以殃民，为农之虎狼而已。”[7](P45)农本的思想荡然。
很明显，早期改良思想家的海洋经济思想是以批判农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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