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则徐在鸦片战争期间及之后对我国的对外贸易的认识，其可贵之处在于他能够从经济的角度出发，而不拘泥于自然经济的传统观念。林则徐认为，发展对外贸易，于民于国均有益处。在《附奏夷人带鸦片罪名应议专条夹片》中他指出：“利之所在，谁不争趋？……且闻华民惯见夷商获利之厚，莫不歆羡垂涎，以为内地人民格于定例，不准赴各国贸易，以致利薮转归外夷。”在《密陈夷务不能歇手片》中又说：“广东利在通商，自道光元年至今，粤海关已征银三千余万两，收其利者必须预防其害，若前此以关税十分之一，制炮造船，则制夷已可裕如，何至尚行棘手。”[4](P885)林则徐不从使用价值角度而从交换价值出发去看对外贸易，这是他高于别人之处，也反映了他对海洋经济的向往。

　　在对外贸易上，魏源主张扩大进口范围，如大米、武器、铅、铁、硝、布等有利于我国经济与国防的物质均可输入，并运用贸易差额理论予以分析。对于国外贸易，他认为应由私商来操作，国家可派军舰护航，以保护之。在此基础上，魏源进而提出了海权问题。他在《海国图志》中宣示中国已经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海国时代，于是急而提出四策：创设新式海军，倡导海军现代化；发展工业与航运；经营南洋作为藩镇；倡导海洋风气，转移国民观念。为了转移国民重陆轻海的观念，他着重强调了三点：利用轮船改良漕运；训练文武大吏多习于海事；改良科举，开创水师（海军）特科培养海军人才[5](P219-233)。19世纪是一个海洋时代，西方海国依仗着其发达的海洋经济，向外扩张，气焰之盛，几乎如日中天。在此大背景的折射下，魏源较明确地提出海洋经济思想，并详予阐述，在当时实为难得。

　　以上我们主要论述了以魏源为代表的经世派的海洋经济思想。在认识到他们思想中的可贵之处的同时，我们也要对其中一些传统遗留有清醒的了解。如汤鹏在《浮邱子》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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