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重商，马建忠有一段论述：“窃念忠此次来欧一载有余，初到之时，以为欧洲各国富强专在制造之精，兵纪之严；及披其律例，考其文事，而知其讲富者以护商为本……”[8](P31)值得注意的是，早期改良思想家在重商的思想基础上，竟提出了“恃商为国本”[7](P300)的口号。如郑观应曾指出：“商以懋迁有无，平物价，济急需，有益于民，有利于国，与士农工互相表里。土无商则格致之学不宏，农无商则种植之类不广，工无商则制造之物不能销，是商贾具生财之大道，而握四民之纲领也。商之义大矣哉！”[9]（三编，卷一，P2）薛福成在《英吉利用商务辟荒地说》中也有类似言论：“夫商为中国四民之殿，而西人则恃商为创造国家、开物成务之命脉，迭著神奇之效者，何也？盖有商则士可行其所学而学益精，农可通其所植而植益盛，工可售其所作而作益勤，是握四民之纲者，商也。”上述内容说明了早期改良思想家的重商主义倾向[10](P10-13)。

　　关于商战思想，较早提出的冯桂芬在《校ｂīｎ＠③庐抗议·筹国用议》中主张加强发展出口贸易，并称出口大宗丝、茶为“富国之大源”，开商战思想之先声。其后，马建忠、薛福成、陈炽等应者纷起，而集大成者则是郑观应。他在《盛世危言·商战》中说：“兵之并吞，祸人易觉；商之掊克，蔽国无形。”“习兵战，不如习商战。”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早期改良思想家重商思想的发展，其对工业的重视程度在上升。如陈炽就曾指出：“外洋入口之货，皆工作所成，中国出口之货，皆土地所产，工拙相越，贵贱相悬，而中国之金银山崩川竭矣。”[11](P82)通过中西比较，陈炽认识到我国传统就是重农抑商，这与西方迥异，国用出于农，则重农，出于工商，则重工商，理固依然，无足怪哉。但至今以后，国家的根本命运、经济命脉，必系之于工商。“转移而补救之，固亦匪难也，无他，劝工而已矣。”[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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