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保、牙行更百端炙诈，从中渔利，致使工商行业受累无已，呼号莫救。常熟县“凡遇上司临案，乘机混出朱牌，拴通狼役，科索常例。官价毫无，执行差派：公堂瞒天锦帐，私衙绫纡铺陈，酒线椅褥桌围，五色纱罗绸缎，围屏锦轴，结采赏红，然非百金不能为也。”致使绸缎业“力竭脂枯，实难支应。若不投号，生路必绝。”[18]长吴二县木行当官“稍有迟误，锁链绳拴，害切剥肤，靡不倾家荡产。”[19]从这方面的四十余份碑文看，绸缎铺、木行、金银业铺户、油麻铺户、面铺、席草行、糖果铺、烛铺、腌腊行等，莫不受到“买办”、“当官”之害。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一向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对工商业不是积极地保护、扶植，鼓励其自由发展，而是贬抑、控制和压榨、摧残，只有当事态发展到十分严重的地步时，才以恩恤的姿态出现，出示晓谕，“以甦商困”。但是，奸胥滑吏阳奉阴违，鱼不改腥，致使蠹弊依然。
苏州是我国历史上资本主义萌芽出现最早的地区，但从十六世纪直到十九世纪，凡三百年之久，始终未曾得到真正发展，原因无疑是多方面的，《碑刻集》从一个角度提供了可信史料，良可珍贵。由此而令人想到：中国封建社会何以如此漫长，微弱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何以形不成与专制统治相抗衡的社会力量，确是个重大而复杂的课题，需要史学工作者倾注大量心血，广泛收罗史料，长期进行探讨。
宋人赵明诚《金石录序》云：“史牒出于后人之手，不能无失；而刻辞当时所立，可信不疑。”金石学在我国已有悠久的历史，著录宏富，蔚为大国。现在三种碑刻集出版，必有裨于明清史的研究，纠史书之谬误，补载籍之缺佚。可惜的是印数太少，早已售罄，满足不了学术界的需要，希望重版的呼声甚高。目前，我国各地还散布着无数碑碣刻石，图书馆、博物馆也藏有大量的碑帖拓本，我们应该统筹规划，通力合作，编辑、出版各种碑刻选集，使史学园地的这簇奇花异卉，放出更加夺目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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