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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海商风波 与康乾盛世的历史宿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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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10 10:57:0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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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浙江漕米三十万石，令福建提督、总兵官以战船运往赈济”[7]。每年例行的漕运多有波折，使用战船护送亦当在情理之中。看来师懿德的“运米战船案”一定与赈灾和漕运无关。康熙五十三年三月甲辰，“兵部覆，江苏巡抚张伯行疏言：商船、渔船与盗船一并在洋行走，难于识辨，以致盗氛未靖，商船被害，嗣后请将商船、渔船前后各刻商、渔字样，两旁刻某省、某府州县第几号商船、渔船及船户某人。巡哨官兵易于稽查。至渔船出洋时，不许装载米、酒，进口时亦不许装载货物，违者严加治罪。俱应如所请，从之”[8]。此前，张伯行曾以相同内容密奏康熙，并指出时下“营船与民船并无分别……营船可以为民船，民船亦可以为营船”，康熙朱批曰：“此折论船极当”。[9] 张伯行船制改革的建议，实出于“营船与民船并无分别”的现实。这一现实使战船伪装成民船成为可能。此外，张伯行强烈要求“渔船出洋时，不许装载米、酒”，再次印证了这种可能性的存在。张伯行还曾经具疏指出，“张元隆伙贼甚多，将苏州米粮买去”[10]，可知张元隆与贩卖稻米出洋直接相关。于是，尽管史料证据还不充分，但我们可以大体推断出“张元隆案”（即“大海商风波”的缘起）的轮廓：张元隆的海上生意越做越大，甚至大量私贩米谷。而其旗下船只可能不敷使用，于是行贿噶礼，借用战船伪装成民船运米。同时，张伯行还发现“有船有人有票而船册无名种种，弊端不一，于是乃知张元隆代领照票，不止华亭一邑也”[11]。这使张伯行对张元隆的怀疑进一步加深。他心目中的张元隆已经不折不扣地成为经营大宗稻米*的大海商，与海贼郑尽心无异。同时他认为，噶礼涉嫌受贿和包庇纵容海上集团的*活动，按律应当严惩。由于康熙朝部分奏折的散失，张伯行将张元隆案以及噶礼涉嫌受贿和包庇一事密奏康熙的具体时间已无从查清，但在督抚互参案过程中，噶礼曾经辩白道：“前冬（张伯行）泊船上海，阻臣出洋，恨臣不从，迁怒船埠张元隆，陷以通贼，牵连监毙。”[12] 由此可以推断出张伯行可能应在康熙四十九年年底已将此事密奏皇帝。张伯行密奏张元隆出洋贩米之事，参劾噶礼受贿、包庇，把“大海商风波”推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二
由于张伯行密奏之折的散佚，使我们无从知晓康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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