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他在张伯行奏请严禁出口稻米的折子上朱批曰：“此折论船极当。”[37] 并把张伯行的建议采纳到《大清律例》的例文之中：“至渔船出洋，不许装载米、酒，进口亦不许装载货物，违者严加治罪。”[38] 这种矛盾的心态使康熙不能按部议处决张伯行。但是张伯行在江苏为政多年，因督抚互参案和张元隆案得罪了多名省内大员，政声不佳，“其余之人无对张伯行称善者”。张伯行在“大海商风波”中“过分防身”的表现，又让“人皆耻笑观望”。[39] 张伯行在江苏已无立足之地。于是康熙做出了出奇料理——张伯行免死，但调离江苏这块是非之地，命南书房行走，署仓场侍郎，授户部侍郎兼管仓场及钱法堂事务，直接置于康熙的控驭之下。

康熙对张伯行的处置是成功的，但对“大海商风波”的处置却是失败的。这种失败也许是必然的。因为在清代皇帝的眼中，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大局。相对于有着亿万人口的汉族，满族不是强势群体，他们生怕控制不住拥有强烈民族性格的汉人，于是尽量保持体制的传统性和连贯性，避免和制止任何突破传统的现象和行为。所以康熙并不鼓励远洋贸易。他曾经清醒地认识到：“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40] 因此他十分担心海商与海贼勾结，特别是串通反清组织和西洋各国，煽动是非，威胁清朝对江南和东南地区的统治。就稻米贩卖这个问题，康熙认为，“米粮贩往福建、广东内地尤可，若卖与外洋海贼，关系不小”[41]。他把稻米贩卖视作损己利人的行为，认为此行为可能严重威胁江南地区的经济安全和物价平稳，因而对之倍加愤恨。而江南是汉族士大夫的麇集之地。康熙必须维持那里的稳定，不允许有任何超越传统的变革迹象。这样，康熙放任张伯行摧毁了张元隆船队，制止了他们私贩稻米的行为。

私贩稻米并不仅仅是张元隆一家所为。在康熙五十五年十月二十五日的御门听政之后的重臣会议上，康熙就指出，“张伯行曾奏，内地之米，下海者甚多……其载往千百石之米，特为卖与彼处耳”[42]。那为什么稻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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