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贩出洋屡禁不止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立法管理的不完善。《大清律例》是在司法实践中通过增补例文不断加以丰富和完善的，而这一完善的过程到乾隆年间才大体完成。康熙年间的例文是很粗疏的。《大清律例·兵律·关津》“私出外境及违禁下海”条的律文仅仅笼统地规定：“凡将……军需私出外境货卖及下海者，杖一百”。[43]而“军需”的概念是很含糊的，稻米难说包括其间。康熙年间的例文仅仅指出“凡沿海地方奸豪势要及军民人等，私造海船，将带违禁货物下海，前往番国买卖，潜通海贼同谋结聚……正犯比照谋叛已行律，处斩枭示”[44]，没有明确“违禁物品”的外延。真正明确规定严禁稻米出洋贩卖的例文直到乾隆元年才定例——“奸徒偷运米谷潜出外洋接待奸匪者，拟绞立决”[45]。张元隆之流正是钻立法的漏洞，大行稻米出洋贩卖的生意。而立法的粗疏，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康熙朝国家对外贸易政策的摇摆不定。顺治十七年定例，民间禁止私造双桅海船，违者斩立决。康熙二十三年重开海禁，将私造双桅海船的刑罚减为充军。至康熙四十六年，商、渔船皆编甲取结，因而桅之双单并从其便矣。[46] 这实际上给张元隆船队“立意要洋船百艘”的宏伟计划的实现创造了较好的*环境。但是随着康熙末年江南大案迭起和由海盗迭生而造成的东南海疆形势的恶化，这一相对宽松的对外贸易政策逐渐发生逆转。张元隆案实际就是康熙收紧海外贸易政策的第一个信号，是康熙五十六年南洋禁航的先声。
康熙默许张伯行摧残张元隆船队的初衷固然有他的道理，因为站在维护清廷对江南的宏观控制的立场上，康熙的选择就是没有异议的。然而如果以对康乾盛世的历史反思的大视角来重新审视“大海商风波”的话，那么康熙的选择是失误的。张元隆曾有“立意要洋船百艘”的宏伟计划。如果假以时日，给以较为宽松的贸易环境，这支船队很可能成为东亚较大的远洋商业集团，对中国发展外向型经济，开拓海外市场极为有利。在18世纪中国内陆市场的粗放式开发大体完成，人民生齿日繁，人口与土地的矛盾日渐突出的形势下，把国家经济发展的重点和解决人口吃饭问题的出路转移到海上，不失为是解决当时盛世背后危机的较好办法。当然，在18世纪特殊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做出这样的选择是需要极大勇气的。做出这样的选择也就意味着国家经济战略重心的转移和经济体制近代转型的启动。发展外向型经济必然导致自然经济的转型和小农生产形式的破坏，这是儒家理念和理学思想所无法容忍的。因此，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康熙做不到，也不可能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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