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从老窑主阎锡珍家里找到的文约。阎家花了五十吊钱，由王弘英手里买了坑子窑的股分三十股，等于坑子窑全部股分一百二十股的四分之一。这种股权的转移当然非同小可，它表现了资本的最初集中的形式。阎家还曾陆续收买了不少股分，使它们集中在自己的手里。例如，乾隆十二年七月三十日的一张契约，上面写道：“立卖窑文约人马恒达、万仲良今有祖遗安家坟窑业五日，因为无钱使用，凭中见人说合，情愿卖到阎名下永远为业。今同地主晋国良当面言明，卖价清钱四吊整，其钱当日交足，外无欠少，俱系两家情愿，各无反悔。” 愿，各无返悔。”这也是卖给阎家的。同样，乾隆二十八年正月二十一日的一张契约，是刘柏恒把一份煤窑的股分卖给阎家，卖价只有“清钱二吊”。同年三月二十日又有一张契约，是李成德将“祖遗苦子窑窑业十七日卖与阎名下，言明清钱二千五百整”。这更是廉价出卖了。还有乾隆三十八年十一月初七日的一张契约，立契人也是李成德，他又“将祖遗安家坟窑窑业二分卖与阎名下，言明清钱五吊整”。乾隆四十七年八月十七日又有一张契约，是安世裕“将祖遗安家坟窑窑业五日，情愿卖与阎名下为业，言定全钱三吊整”。象阎家这样廉价收买股分的做法，只有在资本主义萌芽发达的阶段才是可能的。

照这些情形看来，雍正、乾隆年间许多民窑股分的逐渐集中，乃是民窑的分股合伙制度发达的必然结果。上述例子中所指的阎家，当年在门头沟陆续经营的煤窑不下十座，并且常常收买别人的股分，集中了大批民窑的股权，后来成为门头沟煤窑业中相当有名的资本家。但是这样的资本家一直是小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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