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弟客岁在某行卖货,尚该价银若干,乞仁兄代弟向兑觅寄。”
“前在宝行,承兄发卖之货,该价若干,期某月兑付。 ……见票希即照数兑交舍亲寄我。”
“顷接来翰云,某方尚该货价,弟即执票向兑,奈彼一时不能兑付。……”这样看来,当时的信用制度已经相当发达,汇兑和支票等信用手续都逐渐流行了。
就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整个时期来说,这些新现象和新事物只能在资本主义萌芽发达的阶段才大量流行,这是完全合乎规律的。这表明它比资本主义因素萌芽开始阶段的情况确有很大的进步。
过了乾隆年间,在中国经济发达的地区,资本主义因素就从萌芽的时期进入成长的时期了。但是,此后的历史发展一方面虽有许多有利条件,同时却也遇到了许多不利的条件。清朝嘉庆初年到鸦片战争的期间,一方面是封建统治势力继续束缚社会生产力,激起了白莲教、天理教、捻党、回民的相继起义,严重地打击和削弱了全国的和地方的封建统治集团在*上、经济上的控制力量,因而资本主义因素在内地更多的地方曾经一度成长;但是另一方面,这些资本主义因素的成长还不足以根本打破封建主义的关系,还不足以引起社会经济制度的根本变革。这就是说,从清朝嘉庆初年到鸦片战争的期间,中国资本主义因素仍然没有顺利地成长起来,没有达到成熟的程度。真正的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这时候也没有完全形成。当然,我们还必须看到,在这一时期中,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仍在继续发展,工场手工业制度和农业商品化的过程也还表现了某些质量上的新变化。如果历史条件继续便利于中国资本主义因素的成长,那末,中国完全有可能独立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不幸的是,历史的发展却遭遇了严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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