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办自办企业，即令算作买办资本向民族资本的转化，但是，买办的资本转向洋务派官僚的官督商办企业（而这种转向是相当大量的），这也能算作向民族资本的转化吗？

　　对于这个问题，不能作简单的肯定或否定的回答。这里仍然需要分析。

　　以官督商办为主体的洋务派官僚企业，基本上接近官僚资本的范畴。在这里，企业的产生是适应封建官僚集团*和经济上的需要。企业的经营，在*和经济上，一方面接受洋务派官僚的控制，一方面接受国家政权的特殊待遇和便利条件（如政府垫款、缓息、减免税负和专利等）。有些企业还有官僚的私人投资。这些都构成官督商办企业类似官僚资本的性质。买办资本投向洋务派的官督商办企业，从这个意义上看，只能说是买办资本向官僚资本的转化，不能说是向民族资本的转化。

　　但是，官督商办的企业，又不只限于发展官僚资本一个前途。这里存在着化官督商办企业为官僚私产的力量，又存在着反对把它化为官僚私产的力量。在这个不断反复的斗争中，人们可以清楚看出：对官督商办企业寄托发展民族资本的希望的人，也包括投资于这些企业的买办人物在内。

　　上海织布局就是一个例子。这个官督商办的企业，从一八七八年筹办之日起到一八九三年被焚之日止，十五年间，始终贯串着一个官商之间相互结合同时又相互矛盾的过程，而集中表现在郑观应主持布局的一段时期。在这一段时期中，以郑观应和另一个代表商人势力的经元善等为一方，和官僚子弟龚寿图、戴景冯等为另一方，在企业的经营方针上，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在郑观应、经元善的心目中，织布局应该向完全商办的方向发展。他们强调企业的商办性质，认为“事虽由官发端，一切实由商办，官场浮华习气，一概芟除”(《申报》一八八○年十月十三日。)。他们对织布局的招股，采取公开征集的方式，在通商口岸、内地城市以至海外华侨集中的地方，设立了三十六个代收股份的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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