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即令如此，对于洋务派的官督商办企业，仍然不能认为只有发展官僚资本的一个前途，而是既有走向官僚资本、又有走向民族资本的两种前途。这不仅是一个逻辑的过程，而且是实际的历史过程。因为，在官督商办企业系统中。一些企业向商办企业的转化，以及一些企业利用“委办”或“奏办”的名义以发展商办企业，这是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以后非常普遍的现象。官督商办，作为洋务派官僚控制资本主义企业的手段而言，它始终是反动的。但是，企图利用这个形式以发展民族资本的力量，又是客观的存在。历史的发展，就是这样的矛盾。

　　买办附股外国企业，从中可以出现纯粹中国人自办的企业；洋务派官僚控制新式企业，也可以从中出现纯粹商办的企业。这不奇怪。这正说明中国资本主义发生过程的矛盾的复杂性，正说明中国民族资本和内外反动势力的联系，说明民族资本得到真正发展的困难。所有这些，都是正确理解中国民族资本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先天软弱性、从而也是研究资产阶级革命的妥协性和不彻底性所必需的。

　　毛泽东同志说：“半殖民地的*和经济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而这种软弱性，并不是“后来才得的新毛病”，乃是“从娘肚子里带出来的老毛病”。

　　这就是结论。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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