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月刊第二卷第五期）；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一九七二年版。)应宝时特强调，丁在“分巡上海”，即任上海道时创局。(上海《教会新报》一八六九年六月二日载文，亦言该局开办在“丁中丞任苏松太观察时”。)应宝时已戳破《李奏》谎言。李的幕府在斟酌之际也疏忽这个漏洞，仍称丁日昌为关道。
确凿证明李迟报的是曾国藩。一八六八年十月十七日曾奏：“（虹局）先后筹办情形，请为皇上粗陈其概。”曾也强调：“维时，丁日昌在上海道任内”，而开局时间为“（同治）四年五月”。(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四册。)一八六八年十一月一日，清廷为这一事专下谕旨，正式表态，承认并宣布曾奏虹局之情属实，(《大清历朝实录》穆宗朝卷二四三。)但事过境迁，仅间接训迪，不扩大事态。丁日昌自己的话仍可作佐证：“惟该局创设于同治三、四年间。”(丁日昌：《丁中丞抚吴公牍》卷四二，沈葆桢评选，光绪乙丑本。)
还有一个问题：同一个曾国藩，与李会衔时报一个开局时间，为何事后又补报另一开局时间？一是因曾事后深感得失悬殊。事前，李未让曾了解全部实情；事后，李使曾未能马上当上虹局督办大臣。(《江南制造局记》卷六《职官表》。)李、曾在一八六四年初，就讨论设制造局的具体事务，(《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二一《复李宫保》：“开厂不于浦东，不于湘潭，凡两湘近水偏僻之县均可开厂。”)容闳赴美购机，两人亦有默契；但开局时情况变了：曾只能寄函发表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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