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为户，将店伙人等归入店主户下，详注年岁、姓氏，以专责成稽考。[69]

（如浙江平湖县）右循环册式各户丁口空，令临时填写。其下一格附字系前屋租店后屋住家者，即以屋主作为正户，将店主、店伙人等附入屋主户下填写。[70]

    以上可见，清朝前期，从中央到地方政权，对商铺实际形成有一套特殊而又较完备的户籍制度。这套制度对清代整个社会发展有着负正两方面的影响。户籍制定者的根本目的，无疑想藉此将一切包括商业与商人在内，均纳入封建统治的轨道。“商籍”的设置并推广，激励了盐商中的年轻成员及其子弟从事儒学学习，汲汲跻身于仕官阶层，然后从政。从而促成了他们身分地位的蜕变和商人家庭的社会变质。这对于中国财力最雄厚的一大商人群体走向资本家，进而以商业资本支配生产，带动社会新生产方式的萌发，起到阻碍作用。对一般铺商，这种户籍管理制度，体现了政府对商人本身及其商业经营的干预，有的甚至还是干扰和压抑。乾隆前后，中国的商品经济有了较大进步，但正是政府对商人铺户的压抑和束缚，使其个人自主活动权利始终无法与市场规模同步发展，所以中国的市场经济难以达到长足的进步。但事实也证明，清代前期的商铺户籍制度，是适应历史时势、迎合国家重大政策变迁，尤其是赋役制度改革的产物。“商籍”的广设，使许多盐商及其子弟受到良好的文化教育，为他们在科举上开创了一个相对平等的社会环境，在其向社会主流力量流动方面确是起到了积极作用。对一般铺商的户籍管理制度中，其人身控制和经济盘剥成分，相对明朝而言，明显减弱。对铺商分门别类适度的登记管理，有时也能顾全社会各方面需要，调节分工，保证经济活动与正常竞争的展开。此外，保甲的特别管理，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治安和稳定有良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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