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救济会的组织工作堪称完善,很快赢得了江南社会广泛的信任和支持。它成立不久,当时旅居上海的刘鄂就筹垫了一万二千两的巨款送交救济善会,上海道余联沅也捐银一千两,轮船招商局委员谭干臣、韦文甫和郑观应等人则拨助大米五百石[29]。晚清著名经学大师俞樾捐助自己的著作数十部,并“自书单款楹联两副,嘱一并变价助振”[30]。上海的一位医士则表示,只须救济会“给以凭票”,即可收诊其救回的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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