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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另外,侵华各国统兵官见到救济会中人臂上均“缚有红十字”时,尽管认为该会尚未加入“杰乃法之会(即日内瓦国际红十字会),未便滥用红十字旗帜”,但也只是让该会将“红十字改为蓝十字”,并未质疑其行动原则或阻挠其行动[122]。由此可见,侵华各国对救济会的红十字会性质在一定程度上也给予了承认。不过,指出这场救援行动的红会性质,并非仅仅要表明其是中国红会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一环。这次行动更具研究价值的地方在于,通过它所展示的中国近代公益事业的一个产生途径,引出了前面所说的对地方史取向的挑战问题。如前所述,由于此次行动的主体部分是江南人救助江南人,故而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属于地方性实践的范围,然而,这次地方性实践无论是在地域上还是在制度层面,都越出了以往地方史研究框架设定的界限。特别是作为中国近代公益事业产生的一个标志,红十字会的原则在中国实际运用时却带有浓厚的地方性色彩,这一方面意味着地方社会的救荒传统在近代背景下的转化,另一方面也彰显了西方式公益事业在中国实现本土化的一个具体途径。 << 上一页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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